社员们都为她感到高兴，纷纷祝贺她脱掉了农皮，吃上了国家粮。贺春桃却高兴不起来，她手里拿着受尽屈辱换来的一纸通知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眼泪...

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他思想极左，做过许多错事，打过许多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他没有文化，完全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党叫他干啥他就干...

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大跃进捉拿偷粮吃的社员，反右倾时吊打反对大兵团作战的人，文化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哪次运动他都要得罪人。

短短四年时间不见，那个身高体壮、说话声若洪钟，走路威风凛凛的陈书记一下就病倒了。

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成千成万的人。我们学校周围的树皮、野菜、草根等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被附近的农民挖光了。

面对排得像长龙的买粮队伍，他们熟视无睹，慢腾腾地收着钱和票，慢慢地拨打着算盘珠子，慢慢地掌秤称粮……

这些“走资派”虽然高矮胖瘦不一，但一个一个都是常人长相，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种牛头马脸，面目狰狞的阎罗殿恶鬼。

那时候，犯反革命罪的人多得很。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公安局的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又修了一座新牢房。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参加过的一个人的两次追悼会。但愿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形。

那时候，集体的什么都是宝贵的，只有人才不值钱。公社大队的干部可以随意骂人打人，打死了人往山沟里一扔就了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只要地里有吃的东西，我们就都去偷。

他爸爸在土坑里铺上席子，慢慢走上坎来，伸手夺下二狗的尸体，一边往坑里放，一边说道：“让他胀着肚子到那边去吧。做一个饱死鬼，总比在这边做一...

我是最后一个上台汇报产量的人，在我前面的人已经把产量报到一万多斤了。我一听慌了神，我到底该报多少产量呢？

有一些地方，山上树木稀少，不够烧炭，干部就叫社员去挖祖坟，把埋在地下的棺木挖出来作燃料，连躺在地下的死人也要为大炼钢铁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些年代，人们对吃一顿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生产队长掌握着吃饭大权，社员们连炊事倌也不敢得罪。

大跃进的评比站队，根本不需事实依据，完全凭借谎报的数字决定。那时候，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我们的某些领导后来提起大跃进，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把“自然灾害” 四个字念得字正腔圆，把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几年...

为了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公社书记经常把全公社的劳动力调到一起，几千人挤到一条山沟里搞大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所到之处，只见山上山下红旗招展...

正当他洋洋得意，满心欢喜的时候，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天刚麻麻亮，各种鸟儿还在树枝上熟睡，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到它们头上。

有一天，一个媒婆兴冲冲地找上门来说，她给大娘找了一个好婆家，家庭条件好，男人脾气也不错，嫁过去肯定不会吃亏。她说那个男人姓管，世代单传...

上课迟到了要反“右倾”，完不成作业要反“右倾”，上课不认真听讲要反“右倾”，说了怪话要反“右倾”

我们的学校是由古佛寺的庙宇改建而成的。这座庙子座落在洋溪镇五公里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全部房屋都是欧式建筑，屋顶是圆拱形的，上面有很长的塔尖...

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幸的一代：正是长身体的时侯，却偏偏赶上了大跃进饿饭；正值读书的年龄，却被弄去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