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2月22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马努基安：2020年到来时，1月初我就对丈夫说：“好了，该来的还是来了。他们会借此机会胁迫、强制接种疫苗。”
杨杰凯：二十多年前，莱斯利‧马努基安（Leslie Manookian）在伦敦从事金融工作，无意中瞥见了制药业的阴暗面。
马努基安：他坐下来说，“有人死于这种药。坏消息是，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将要求我们在包装上加上黑框警告。好消息是，我们仍然认为可以达到70亿美元的销售峰值。”我就想了，“天哪！我加入了一个错误的团队。”
杨杰凯：如今，她是“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Health Freedom Defense Fund）的创始人和主席。她曾多次提起针对政府的诉讼，以确保所有美国人的身体自主权，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2年案”。在该案中，联邦法官推翻了全国范围内旅行时必须戴口罩的强制规定。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的缘起
杨杰凯：莱斯利‧马努基安，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马努基安：很高兴能参加你的节目，杨。
杨杰凯：你知道，自从你的组织帮助结束了第一个联邦强制令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着你和你的工作。我听说很多人都深受鼓舞。当时有一些画面，在飞机上人们把口罩都扔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稍稍谈谈这个问题以及你此后的工作，但在谈那些之前，（鉴于）你去做“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的这段过程很有意思，请先介绍一下吧。
马努基安：我那时只是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普通人而已。我被调到了伦敦，在那里从事金融工作。就职于名为“联博资产管理”（Alliance Capital）的公司。这是我在高盛工作时的客户之一。我的工作主要是与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面谈，以便决定哪些欧洲公司应进入我们的投资组合。我负责管理“联博公司”的欧洲增长投资组合管理和研究业务。
在那里，我得以结识了很多了不起的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来到了我们办公室，这是一家知名品牌公司。他们此行是来安抚投资者的。我们持有他们很大一部分股票，大概有10亿美元左右。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新药出现了一些问题。事实上，有传言说有人在试验中死亡。于是他上门了。
来者有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研发主管，还有投资者关系主管。他坐下来，坐在我对面，对我说：“听着。在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形下，有人死于这种药物。”他说：“坏消息是，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将要求我们在包装上加上黑框警告。好消息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可以达到70亿美元的销售峰值。”当时我感觉好像有人朝我肚子踢了一脚似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想，“你没开玩笑吧？”他轻率的态度令我惊讶不已，他就这么权衡利益和人命。我简直不敢相信。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回踱步，后来到了走廊上，走进我们药物分析师的办公室，猛地推门进去。我说，“这么干活是错的！”她耸耸肩，看着我说，“是的，我知道，女士。你要我做什么？”我想，“天哪。这就是我工作的现实，我加入了一个错误的团队。”我想，我……
我处在一个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的前排位置，我了解到的商业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要比大多数人了解的要多得多。这也是我离职并一生致力于为这个星球行善事的动力之一，我认为，我的一生应为普罗大众效力而不是为公司老板效力。于是，我就计划离职了。
拍摄影片《大善之举》的动力
杨杰凯：这是哪一年？
马努基安：我不记得确切的年份了。我可以查一下，因为我可以根据那个产品来确定时间，但最迟也是2000年或2001年左右。
杨杰凯：那以后，当然发生了所有这些事，除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强制令决定之外，你向我推荐的你的电影，我想那是2011年上映的《大善之举》（The Greater Good），那是一部我之前未听说过的绝对精彩的电影。我认为，这是对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的非常合理的处理。
我看了那部影片，当时我们在制作纪录片《看不见的危机》（The Unseen Crisis）。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被基因疫苗伤害的人，没有得到系统良好的治疗。事实上，你的影片中也谈了很多以前疫苗接种者的故事，他们受到了类似的伤害，但却没有得到制度的妥善对待。很有意思。我们的电影好像是你所拍电影的下集一样。我会向所有人推荐你那部电影。说说那部电影吧。影片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角色。
马努基安：是啊。我当时其实打算退休了，我生病了。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直去看在伦敦的一位主流的医生，他说，“听着，我帮不了你。传统医学帮不了你。我觉得你应该去看顺势疗法医生或针灸师。”
我当时想，“好吧。嗯，这有点奇怪，不过没关系。”于是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生，因为顺势疗法在伦敦非常流行。事实上，它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治疗体系。
我等了三个月才见到这位女士，当我见到了这位顺势疗法医生时，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很有道理，以至于我真的报名就读顺势疗法学院。这个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就那么做了。同时我仍然是经营这家公司的董事，这边还在继续着，
我参加了第一天的迎新会，主持迎新会的人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会接触很多、很多的话题。我们将讨论对个体生命的直接影响、身心之间的联系，营养。我们要探讨疫苗伤害。”我举起手说，“你在说什么呢？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他说，“好吧，这是一种观点，我们要学习另一种观点。”
下课后，他递给我一本书，说，“你得读读这本书。”然后我回家读了那本书。我属于那种书呆子型分析师，我看了看书的背面。书中有960多个脚注，详细记录了所有发生的事件：接种疫苗后出现类风湿性关节炎，接种疫苗后出现癫痫，接种疫苗后出现学习障碍，接种疫苗后死亡。我想，“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得有人做点什么。”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得把它拍成电影。而这就是拍摄影片《大善之举》的动力所在。
整部影片揭示了围绕疫苗的各种问题
书中所写的一切我并不全信。我想亲自去一探究竟。于是我开始采访我能采访到的每一个人。我采访了保罗‧欧菲特（Paul Offit）博士。他现在仍在费城儿童医院工作，当时是传染病科主任，我记得是如此。我采访了斯坦利‧普洛特金（Stanley Plotkin）博士，他是一名疫苗研发人员，他曾在威斯达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工作，是疫苗的研发者。保罗‧欧菲特也是疫苗的研发者，他的疫苗已上市，是解决儿童肠道问题的。
我们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尔‧哈尔西（Neal Halsey），我不记得他是否与国立卫生研究院有关。我们采访了沃尔特‧奥伦斯坦（Walter Orenstein）博士，他是疾控中心免疫项目原负责人。还有梅琳达‧沃顿（Melinda Wharton）博士，我们在那里采访时，她是（疾控中心）免疫项目的副主任。
我们采访了所有这些人。我们采访了儿科医生、医生、科学家和活动人士，如芭芭拉‧洛‧费舍尔（Barbara Loe Fisher），她创立了“国家疫苗信息中心”（National Vaccine Information Center），以便向大众提供全方位的信息。除了所有这些证词，我们还穿插了一些家庭的故事，他们的孩子因接种疫苗而受到了伤害。
其实我们就是将所有这些信息都呈现出来，好让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展示了《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该法案实际上承认疫苗会对一些儿童造成伤害及致其死亡，并设立了一个项目，尝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或对其进行裁决，我们展示了它是如何适得其反的。
我们谈到了疫苗制造商对其产品不承担责任这一事实。这不仅仅是COVID疫情才出现的情形。这一切从1986年就开始了。因此，整部影片揭示了围绕整个疫苗话题和辩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比COVID疫苗话题早了40年。
联邦卫生机构已被腐蚀
杨杰凯：根据过去多年来实施的法律、政策，你所看到的COVID疫情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并不出乎你的意料。
马努基安：一旦你开始真正深入研究任何一个课题，它就会给你提供一个看待世界其它方面的模型，疫苗接种就是如此。因此，二十多年前，我开始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开始发现，事实上，各个机构已被腐蚀了：医学期刊已被腐蚀了。我们的新闻业已被腐蚀了，媒体已被腐蚀了，一切都这样。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可以追溯到1980年，当时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拜杜法案》是美国国会的一项法案，它允许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的、利用了纳税人的钱和税款的科学家们，持有自己所研发出来的产品的专利权。因此，这其实是给他们钱，让他们留在政府里工作。但问题是，这会激励他们去推动自己可能从中获利的产品，比如疫苗。正因如此，福奇（Fauci）及其NIAID（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团队因1980年的那部法律而拥有莫德纳（Moderna）公司一半的专利。因此，这实际上从根本上助长了联邦卫生机构的腐败，特别是国立卫生研究院，但所有机构均如此。
两项立法真正改变了这些卫生机构的形态
我们稍事休息后回来。
杨杰凯：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莱斯利‧马努基安。
马努基安：1992年，《处方药使用费法案》（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获得通过。该法案使得制药业绑架了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因为立法初衷是，让制药业能够说，“我们有这种特效药。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但这种特效药可以治疗这种疾病。因此，我们希望快速跟踪这一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以满足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需这一产品的人们。”
所以最初，这听起来确实是个极好的主意。我认为，该计划的最初的资金约为1亿美元。现在，就说去年，达到了26.55亿美元。这相当于FDA药品审批人员工资的65%，以及FDA预算的45%。也就是说，制药业直接向FDA支付使用费，实质上绑架了本该监管它的机构，明白吗？
因此，这两项立法真正改变了我国联邦卫生机构的形态。发生了9‧11事件后两周，《州紧急卫生权力立法范本》（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立法出台，该法赋予各州州长和州卫生部门在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拥有特殊权力。目前，约有43个州全部或部分通过了该法案。
《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免除了制药业的责任
杨杰凯：容许我插一句，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提到，但在1986年时，我一直听说的一件大事是，立法规定疫苗制造商基本上可以免责。
马努基安：是的，没错。刚才我没提到。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许多儿童因注射DPT（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三联）疫苗而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这是一种全细胞百日咳疫苗，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像现在市面上的疫苗那样被减毒或弱化，仍然是有问题的，但它不像原来的疫苗那样危险，但它也不起作用。
不管怎么说吧，结果是，陪审团向因孩子打该疫苗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家庭赔偿了数百万美元。制药业就跑到国会说，“除非你们保护我们，否则我们不会再生产疫苗了。”于是，美国国会只好答应了，通过了1986年《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该法案几乎完全免除了制药业和疫苗制造商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说起来有点复杂，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现在，如果你的孩子因疫苗而受伤，你得向疫苗法庭提起诉讼。这是一个特别法庭，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对美国境内注射的每支疫苗征收75美分的税，该法庭的法官被称为特别主事官。没有正当程序，没有证据披露，没有任何独立性。本质上讲，这就像一个被操纵的法庭。我相信，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案件都不予受理。因此，只有极少数案件能够通过。
本来人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些悲痛欲绝的家庭来说，本来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它却演变成了一个可能耗上10年的可怕的过程。这些人并没有被当作没有过错的人对待。他们受到联邦政府可怕的对待。所以，这是外部因素之一，对吧？他们把这些正在发生的损害，放到这个联邦官僚机构里，实际上根本没有为民众服务。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就是因为注射疫苗死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发生了癫痫，瘫痪了。我有些朋友，孩子二十多岁了还穿着尿布，因为接种疫苗造成的灾难性伤害，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该计划实质上允许制药业继续生产疫苗，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生产更安全的产品。这太疯狂了。
《PREP法案》提供了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下的豁免权
杨杰凯：这还不算完，因为我还听说了几项重要的立法。
马努基安：是的，在2005年，有了《公共准备和应急准备法》（PREP Act， 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为儿童疫苗制造商提供了豁免权。但现在，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到位了，以应对紧急事件，应对卫生紧急事件。2005年《PREP法案》规定，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任何生产作为医疗对策的产品的公司都可享有豁免权。
因此，根据COVID疫情紧急声明，任何制造口罩、测试剂或疫苗的人，都可以免于为其产品承担任何责任。接下来当然了，政府其实就是用我们所缴的税款和印钞机，为这些疫苗买单。这是给那些人颁发许可证，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无需担责。
2012年，他们废除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该法案禁止中情局、联邦政府对美国公民进行宣传。人们可能听说过“自由美国电台”（Radio Free America）和其它类似节目。几十年来，中情局和联邦政府一直合法地向外国公民进行宣传，以影响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对吧，以支持民主，支持反对独裁者的起义等等。
但2012年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废除了《史密斯-蒙特法案》。这就使得我们的中情局在知情的情况下向美国民众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合法化。而批评者们显然对此非常担忧。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该法案的人说，“别担心，别担心。我们没有制定计划，也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资金。”2013年，他们设立了该计划，2016年，他们为该计划提供了资金。杨，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说到底，你今天在新闻中看到的任何内容都可能是宣传，都可能是政府放出来的，而这都是合法的。
个人权利和家长权利受到侵蚀
杨杰凯：你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是一个相对新的机构，是吧？
马努基安：基本情况是，首先，2011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后台进行的。我做了这么多研究，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就是我拍电影期间。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这项《州紧急卫生权力法立法范本》呢？谁会需要这个？后来有了猪流感。2009年猪流感爆发，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沙里尔‧阿特基森（Sharyl Attkinson）做了了不起的新闻报导，调查并揭露了这件事，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因此，当把这一切都拼凑在一起时，其中一些内容被拍进了电影中。电影于2011年上映，但我的研究仍在继续着。2009年，加州开始攻击父母的权利和疫苗接种豁免权。他们最终夺走了哲学（豁免权）。他们从未有过专门针对宗教的豁免权，但他们有一个涵盖宗教豁免权的哲学（philosophical）豁免权，他们剥夺了这一权利。他们允许12岁儿童在父母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疫苗接种，但不让家长知道此事。
在2015年还是2016年，究竟哪一年，我忘了，在纽约某个地方，有一位立法者提出了隔离法，允许纽约州无限期地隔离患有不明疾病的人，并将他们带到某个地方，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也无任何权利摆脱该隔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病，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对任何人等等构成威胁。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的个人权利和家长权利正在受到侵蚀。
因此，作为整个疫苗范式的敏锐观察者和研究者，当2020年来临的时候，我看到了它的发展方向。实际上，1月初我就对丈夫说，“好了，该来的还是来了。他们终于要真正去做这件事了。他们会借机胁迫和强制接种疫苗。”他说，“哦，别傻了。永远不会到那一步的。”我说，“不，它来了。这是我20年来一直在说的话。它来了。”
因此，到了2020年春天，我一直在考虑该对我看到的这一切做些什么。我尝试过，去缠住任何一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大多数人都没兴趣听，我就决定要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实际上，我是被一个支持那部电影的人催促的，他说，“你知道吗，你应该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
于是我就那么做了。我成立了“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2021年3月，我们提起了第一起诉讼，质疑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紧急使用授权强制令。他们强制要求紧急使用授权疫苗，而此举实际上是为联邦法律所禁止的，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挑战联邦旅行口罩强制令
总之，关键是，20年来，这些知识让我大开眼界。我眼前的面纱被撕开了。我可以看到，绝对有一些势力意图侵蚀我们机构的诚信，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了重大的问题。杨，还有一件事点让我意识到，美国疾控中心并不像它声称的那样拥有权力。
因此，当疾控中心发布联邦旅行中口罩强制令时，我对我们的律师说，“这是不对的。疾控中心不能这么做。”疾控中心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例如，疾控中心可以制定儿童疫苗接种推荐计划，但它不能强制执行，不能去执行，因为卫生法是各州的法律。
卫生法是所谓的警察权力的一部分，而警察权力是由各州保留的。这就是为什么各州都有不同的法律来规范健康问题，尤其是疫苗接种。所以当他们强制这么要求的时候，我就说，“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的律师说，“你是对的。”
因此，我们在2021年7月提起诉讼，挑战联邦旅行口罩强制令，但我们没有申请禁令。我们没有试图立即阻止它。我们只是说，“让我们走法院途径，看看会怎么样。”
大约九个月后，2022年4月18日，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做出裁决，撤销了口罩禁令。全国一片欢腾，人们纷纷上传视频和照片，庆祝再也不用戴口罩上飞机、火车或坐公共汽车了。
首先，在我看来，这是对困扰社会的这个庞然大物的打击，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行政国家”是指所有由非民选产生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所领导的各联邦机构。而整个“行政国家”就存在于政府行政部门之下。我们的建国先贤们从未设想过这一点。
所以，这是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打击，因为疾控中心可以说玩的是沙盒之外的游戏。
杨杰凯：对。
马努基安：而且大规模地在做。但我认为它做了一些更基本的事情，杨。这就是这件事启发了人们。它给美国人带来了希望，让他们知道自己并非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给我们打电话，发邮件，联系我们。我只是觉得，这一时刻给那些感觉没有人倾听自己、没有人为自己而战的人们带来巨大的鼓舞。这可能就是它最最成功之处。
基金会的使命和行动
杨杰凯：请跟我讲讲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马努基安：捍卫“健康自由保护基金会”的使命，归根结底就是要让公众相信，让公众意识到，咱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我们需要向政府申请豁免的想法是完全搞颠倒了。我们不应该向任何人申请豁免，因为我们，也只有我们，才能对自己的身体做出选择。这就是我们的长期使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努力让人们了解自己的权利。我们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维权。我们的网站healthfreedomdefense.org提供各种资源，你可以点击进入。有一个名为“资源”的选项卡，可以帮助人们争取自己的权利。必要时，我们还会提起诉讼。尽管我们成立只有短短几年，但已提起了十几起诉讼，若按棒球的击打率都超过0.500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我们已三次起诉联邦政府，两次起诉洛杉矶联合学区。我们现在有两个案子，一个是起诉耐克和迪士尼的，另一个是起诉洛杉矶联合校区的。我们还代表联邦雇员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在处理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案件，首先是洛杉矶联合学区案。
尽管我们从2021年7月、8月起就知道，注射疫苗并不能阻止传播或感染，但该学区至今仍在强制要求注射疫苗。我们也知道它们很危险。为何有企业、学区和政府机构仍继续这种疯狂的行为？你实际是逼着人们接受注射疫苗，从而有可能伤害到自己。因此……
杨杰凯：嗯，尤其是儿童。
马努基安：是啊。据统计，儿童感染COVID的风险为零。是的，这毫无意义。对年轻人来说，毫无意义。甚至对年轻的成年人来说，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但最重要的是，在美国我们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起案例叫“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而该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一个城市可以强制要求接种一种被认为安全有效的疫苗，比如发生天花时，死亡率高达30%到40%。因此，在极端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强制要求接种，或他们可以查找不想接种疫苗的人。
一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的这一诉讼，这一裁决一直被用来证明是对我们权利的侵蚀。问题是，自从“纽伦堡审判”和《纽伦堡法典》颁布以来，美国的法律和判例法越来越多，这些法律和判例法规定，你的周围有一个隐私区，你有权拒绝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你有权拒绝延长生命的治疗和挽救生命的治疗。因此，这两部法律是相互抵触的。
杨杰凯：莱斯利‧马努基安，很高兴你作客我们节目。
马努基安：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感谢各位关注莱斯利‧马努基安和我，感谢收看本期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