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1月12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莉兹‧惠勒：成功推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并不全是经济原因，它们首先攻击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机构。
杨杰凯：本期节目我采访了新书《把你的孩子藏起来：曝光对美国儿童下手的马克思主义者》（Hide Your Children: Exposing the Marxists Behind the Attack on America’s Kids）一书的作者莉兹‧惠勒（Liz Wheeler）。
莉兹‧惠勒：社会情感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每个孩子的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
杨杰凯：马克思主义者夺取权力的主要方式有哪些？为何中立的概念其实可能是一个陷阱呢？
莉兹‧惠勒：我们信以为真的是，不应在社会中引入任何类型的价值观或道德秩序。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对我们孩子下手的幕后黑手——马克思主义者
杨杰凯：莉兹‧惠勒，很高兴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莉兹‧惠勒：谢谢你的邀请。我很荣幸。
杨杰凯：我很喜欢读你的这本书。书的标题有点激发起人的强烈兴趣。我们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盯上孩子们。这方面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这么说，意思指什么？
莉兹‧惠勒：好的，这本书的标题是“把你的孩子藏起来：曝光对美国儿童下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人们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他们通常会说，莉兹，真的吗，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有线电视新闻上抛出的没有凭据的人身攻击吗？这不是我们用来侮辱人却没人真正理解其意思的东西吗？我说，请注意，像疫情期间许多其他家长一样，我认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这都是事实。在家上网课期间，我们在孩子身后无意中瞥见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被批评性种族理论与跨性别意识形态洗脑，此外还有老式的道德相对主义，什么你的真相和我的真相比真相本身更重要。我当时心里想，这似乎是一种协调一致的行动，是针对我们孩子的一系列的攻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后来事实证明，问题的答案已不再是“为什么”了，更多是谁干的，谁是幕后黑手？所以，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新事，这不是什么疫情期间才开始发生的事。
近一个世纪以来，左派一直试图重新操控我们的社会。不幸的是，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他们已绑架了我所说的五大文化机构中的四个，这都我们的基础机构。他们绑架了媒体，他们绑架了教育系统，他们大体绑架了宗教机构，他们就要绑架了法律系统了。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核心家庭，几乎也快要把它摧毁了。你可能会说，核心家庭中还剩下一个元素一直存在着，那就是孩子，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左派会盯上孩子们。
我在书中点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实施绑架的那些机构的名字，对我们孩子下手的幕后黑手的名字。我发现那些黑手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已明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是我那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剖析了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现实。我常说，作为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我们面临的政治敌人的现状，即使当你说“马克思主义者”时听起来很夸张，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人，以及他们拥护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反击他们，因此我们就赢不了。我在书的后半部分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我承认它与共和党提供的方案不同。我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如何才能夺回我们的机构，保护我们的孩子，这当然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灵魂，但如果我们把孩子交给左派，我们的国家就完了。
“觉醒主义”源自哪里？它是什么？
杨杰凯：请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惠勒：好的，六个月来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了一场辩论，甚至不需要追溯到两三年前，而是过去六个月来就一直存在对“觉醒”一词的含义的辩论。你能给“觉醒”这个词下个定义吗？许多思想领袖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同样，在共和党的保守运动中，因为我们已接受我们是一个反“觉醒”的党派，然而很多人都无法给它下一个定义，他们看到后可以识别出来。他们知道，白人孩子被告知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只因为他们是白人，这就是“觉醒”。或一个小女孩，若你认为自己是男孩，你就是男孩，你就是男孩，你的身份你来定。他们识别这就是“觉醒”，但他们无法真正定义它是什么。
我在书中所做的事情之一是，我对“觉醒”追根溯源。它源自哪里？它是什么？如果我们连它是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又如何反击？我发现它是巴西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的创意。弗莱雷的观点很疯狂。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相信客观现实或客观真理。因此，当他观察学校、教育体系时，他不相信孩子们正在接受知识教育，因为他不相信知识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所有带引号的“知识”都只是占上风的政治叙事而已。不是因为它是对的，也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在政治竞争中获胜了。他认为，不应该教孩子们占上风的政治叙事，相反，应教导孩子如何透过批判意识来看待世界，批判意识。当然，若你研究什么是批判意识，批判意识的本质就是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世界，一切事物、所有人要么是被压迫者，要么是压迫者。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这种批判意识，这种透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世界，正是“觉醒”。只是换了个招牌，或对一个词重新定义而已，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爱用的一招，一种委婉的说辞。现在，这些正在灌输给我们在校读书的孩子们。
当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真的很难忽视它。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起，静下来，想一想，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很多人理解的是经济马克思主义，你想到了卡尔‧马克思，想到了《共产党宣言》。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是吧？工人阶级反抗统治阶级，是为了让集体所有权占领一切，彻底消灭私有制。老实说，过去它的效果并不好。它从来都不是全球性的。它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引发全球革命。它因此就消亡了。可以说风卷残云，只存在于疯子、怪人和大学中了。它一直未被付诸实践，直到20世纪一个名叫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人在20世纪复兴了它，让其复活。他认识到那些成功推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并不全是出于经济原因，它们首先攻击的是民事机构，这只是工人阶级文化机构的另一种说法。于是葛兰西提议，提出为了让一个国家从我们所认为的自由民主国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首先，在那场革命发生之前，你必须摧毁工人阶级所依赖的文化机构。他所提到的那些文化机构，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社会中攻击的那些结构完全一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完全剥夺基本人权。共产主义会导致压迫、暴政和死亡，导致在共产主义独裁者一手遮天的国家人格遭到碾压。这就是邪恶。
他们正在摧毁传统的核心家庭
杨杰凯：它强调群体认同。这是跨域所有那些不同的共同点之一，我们姑且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衍生物吧，你将其描述为“觉醒”。这非常有意思。当然了，我节目中请来的很多嘉宾都研究它，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它，就像我们试图理解它一样。我想谈谈核心家庭。你谈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以前没那么想过，你说孩子是核心家庭中可能不会被妥协的部分，你这么说确切指什么？
惠勒：哦，如果你看传统的核心家庭，它由五个元素组成，男人、女人、婚姻、性和孩子。纵观人类历史，这一直是对核心家庭的理解。我们国家150年来，在我国很早就开始了，人们一直在合力摧毁家庭。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告诉妇女们，她们的价值比较小，她们应该效法男人，这实际上摧毁了核心家庭的某些部分，这等同于攻击男性。这可能是我们当下文化中最普遍的现状之一。这种对男子气概的文化攻击，告诉男人睾固酮是一种毒素，如果他们没有女性化，他们本质上就是强奸犯，他们保护、供养家人和妻子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边缘化了妻子。当然，这在“我也是”（Me Too）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即一直试图从法律方面，以及从社会方面，剥夺男性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无罪推定”的正当程序。
婚姻也是如此。在我国，我们现已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多共和党人和保守党人都不愿意谈的话题。你可以暂时把同性恋、或两个人可以在自己家为所欲为的想法搁置一旁，你先把这些搁置一旁。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危险，在于政府官员可以重新定义词语的能力。因为谁有了重新定义词语的权力，谁就成了真理的仲裁者。真理的仲裁者，我认为，这其实只是描述威权主义的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允许，当我们将婚姻交给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去重新定义一个根本无法重新定义的词语时，婚姻制度早在我们之前，早在我们的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把自己自由中很关键的一部分给断送了。当然，我们也经历了试图扭曲和歪曲性的性革命，这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元素。经历所有这些攻击令人心情沉重，因为核心家庭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在某一时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不只是左派，不只是民主党，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剩下的元素就是孩子了。左派需要牺牲孩子，因为他们明白，在简单的辩论中，马克思主义战胜不了资本主义。如果一对一的公平较量：这是共产主义所提供的，这是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共产主义永远也胜不了。那么他们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将孩子与父母分开，他们必须扭曲孩子的思想。他们必须通过重新定义词语来扭曲现实从而牺牲掉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在智力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完全发育成熟之前，可以被“胁迫”着、也许被“灌输”着成为永远的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他们盯上孩子 通过教育系统灌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杨杰凯：我们继续采访莉兹‧惠勒，她是《把你的孩子藏起来：曝光对美国儿童下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书的作者。我注意到你其中有一章重点关注了“社会情感学习”。
惠勒：是的。
杨杰凯：听说它被描述为某种“特洛伊木马”，那就跟我谈谈这一点吧。
惠勒：好的。社会情感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每个孩子的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我们的女儿出生后，我和丈夫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我们女儿现在两岁半了，我们交流该如何教育她呢？应该送她去私立学校、公立学校，还是在家学习？每个新做父母的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当然支持在家学习。我自己也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我认为这很棒。我丈夫是上公立学校出来的。他觉得，哦，在我们社区的公立学校里不会有那种“觉醒”之类的东西，她在那里会没事的。你只要走过去和老师谈谈就可以了。我们的这段对话让我难以忘怀，因为这个事很普遍，或一直以来就很普遍。家长们都以为，不错，“觉醒”是外地的事，也许加州啦，也许纽约啦，但我们社区不会有的，我孩子上课的教室里不会有的。
但慢慢地，全国各地家长们的眼睛都已经睁大了，意识到这个东西正在伸向你的孩子，甚至是在你小时候上过的公立学校，即使教室里同一个老师在那已待了十年了，感觉它就在那里。这种“觉醒”之所以蔓延开来，通过的途径就是“社会情感学习”等活动。什么是社会情感学习？听起来不错嘛，这些词无伤大雅嘛，没有任何负面含义呀。它不是一个学科，不像历史、科学。它伪装成价值观教育，同样听起来不错呀。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价值观教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被教导去辨别是非。但家长应该问的问题是，也是我在写本章时认识到的问题是，那些价值观是什么呢？若是价值观教育，内在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它与其它所有主题打包在一起。所以你就不再有数学课了，你的数学课是包含社会情感学习的数学课了。你不再有科学课了，你的科学课是包含社会情感学习的科学课了。你甚至不再有体育课了，你的体育课是包含社会情感学习的体育课了。而它是什么呢？这种价值观教育就是批判意识。这是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意识，他们试图通过这个视角教孩子们看待一切，从数学问题到家人互动，到你如何对待他人，他们教给孩子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根本不存在中立教育这回事”
杨杰凯：我想稍微谈谈保罗‧弗莱雷。因为不管怎么说吧，最近，就说过去一年吧，我才意识到他的影响力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美国体系中教育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位学者。不知何故，这已经被融入我所知道的我国每一位教师、每一所师范学院的教育中去了，也许有少量例外，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惠勒：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保罗‧弗莱雷说过，我笑着承认我很赞同。他说：“根本不存在中立教育这回事。”一开始当你听到这一点时，你认为，哦灌输，很糟糕。我对此思考越多，我越意识到他是对的。不存在所谓中立的东西。中立是共和党人信以为真的一种理念。我们信以为真，认为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社会中引入任何类型的价值观或道德秩序，我们不应该利用政府即政府的公正权威去帮助建立这种道德秩序。正因为如此，我们许多被绑架的机构已撤掉了我们的价值观。当然，由于不存在中立这样的东西，民主党人就踏入了我们为他们留下的空白当中，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绑架了那些机构。
我认为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方法是，我们国家的公共教育以前并不是强制性的，直到1852年它在马萨诸塞州才成为强制性的。很多人认为，哦，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马萨诸塞州之所以实行强制性公共教育，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移民来到美国，其中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是天主教徒。当时的新教政治家希望确保在其它国家出生的孩子，那是他们的祖国，来到美国接受美国公民教育，因为他们将是下一代美国人。当时的政治家希望孩子们如果要成为美国人，就要忠于美国，而不是先忠于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们强制推行公共教育，以便向孩子们灌输美国价值观和新教价值观，因为当时的政治家是新教徒，他们反天主教。身为天主教徒，我现在对此一笑置之。但这提醒我们，灌输这一观念实际上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关于灌输，我们认为，哦，左派正在向我们的孩子灌输思想。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正在向孩子们所灌输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向孩子们灌输本身。灌输，灌输的道德性完全取决于被灌输的内容。公共教育的创建是为了成为灌输体系。右翼人士当时就明白这一点。但后来我们将我们为灌输而建立的机构交给了其他人。我们把它拱手交给了左派，名义上是虚假的“中立”，名义上是虚假的或许“政教分离”，一个被误解的话题。
自由是通向更伟大事物——正义的手段
杨杰凯：我想人们会说，或我可能会说，还有我听到别人这么说，好吧，是的，是有灌输，然后还有批判性思维教学。所以我认为，灌输是通常使用的方法，建议是你教某人正确的东西，看待某些事物具体而正确的方法，而不是教给他们能够把事情弄清楚的工具，无论这里是否涉及道德平台。所以你是说灌输是传递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吗？这是我试图理解的。
惠勒：我一生都在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因为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当我在家接受教育时，我总觉得我受的教育，相对与我在公立学校所受教育的区别之一是我能够批判性地思考事情，而他们其中有些人却不能。但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个词我不应该使用，因为“批判性思维”是保罗‧弗莱雷用的词。它仅通过批判性理论来描述思维，而不是你我想像的那样，哦，我们在分析吗？这点正是我们在说批判性思维时所谈论的，我们谈论的是独立思考。我们谈论的是破解问题的能力或不被群体思维引导的能力。但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容易误导人的术语，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
我建议并强烈建议我的美国同胞们，尤其是家长们，尤其是保守派和共和党人，你们要明白我现在讨论的观点并不新鲜。如果你们允许我讲个小故事的话，这个小故事让我改变了想法。大约七八年前，也就是2016年，我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言。之后我到了大厅，一位独立记者走过来问我：你认为政府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你如何定义自由？像一个非常哲学化的问题。我给了一个非常自由主义式的回答。我说，哦，它的角色是保护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否则，别插手我们的事，除非某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侵犯，否则政府真的应该不插手我们的事。这位独立记者对我说，他说，“那么，你主张药物合法化吗？”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说，“你指什么药物？像硬性药物吗？”事实上，是的，他谈论的是冰毒，谈论的是海洛因，谈论的是芬太尼，谈论的是可卡因。我说，嗯，不，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使这些药物合法化，这会导致……这将是自我毁灭，这会导致社会混乱。他回应说，这难道不是和你对自由的定义相矛盾吗？我意识到，是的，这是矛盾的。原来他不是记者，他是大麻合法化活动人士，我想这和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不相关的。
但这一直困扰着我，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那种认为自由是最终目的的观点，或认为自由的定义是我们尽可能接近绝对自由的观点，是对自由的错误定义。我希望人们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终极目的，还是通向更伟大事物的手段？我们知道，有些成年男子在孩子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性感的脱衣舞女，搔首弄姿，我们内心都知道这很怪诞，这是不道德的、可怕的、邪恶的。若自由本身就是终极目的，那么它一定附带有某种固有的道德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促使我对自由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若自由不是终极目的，那么一定意味着自由是实现某个更伟大事物的手段。那么，这个更伟大事物是什么呢？事实证明，我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其实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我发明的东西，这不是我考虑过的一个独特的问题。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我们宪法的作者，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文章中定义了“自由”。他对自由的定义是，自由是通向更伟大事物的手段。他说，更伟大的事物就是正义。我把《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读了几十遍。但突然之间，当我正在写这本书并做研究时，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了它，因为我意识到了詹姆斯‧麦迪逊所指的意图。当他说正义时，我想，哦，这是约翰‧洛克的自由观和埃德蒙‧伯克的自由观之争。伯克对麦迪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伯克提出了当时正义的定义，因为我们当然了，会说，好的，很好，自由的定义就是正义。而什么是正义呢？正义的定义反映了原始正义，此处英文表述O字母大写，J字母大写。他说的是自然法。所以我意识到，这种“自由是实现目的工具”的道德秩序在我国是无法完全实现或被理解的，除非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理解客观真理的存在，理解男人和女人、婚姻、道德和不道德、对与错、真理、自由与正义，所有这些词的定义。而这些定义现在在我国成了争夺的对象，这些词的定义存在于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中，这些道德就是我国《宪法》的基石。
对此我常得到的回应是，嗯，你是在谈强迫推行一个基督教国家吗？你是在谈神权政治吗？你是在谈宗教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不是在谈神权政治。是的，我是在谈宗教，因为你不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不必敬拜耶稣基督就可以承认，当我们的建国之父们在创建旨在指导、形成我们社会的政府体系时，他们这么做时是承认了这些词的定义是有根源的，是起源于圣经原则或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所以我对保守派的强烈建议是，若要让我们的社会从这种混乱无序中恢复过来，我们就必须重新拥抱自然法理念，重新拥抱客观真理理念。
杨杰凯：好的，莉兹‧惠勒，非常高兴你作客我们节目。
惠勒：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感谢各位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莉兹‧惠勒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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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大家好，我想，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一点正能量和一点灵感。所以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与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合作开设的一家新的艺术商店，它的使命是“纯粹的真、善、美”。
旁白：这是一幅平静的画作。其中包含了很多美，你会忘记任何你可能担心的事情。
杨杰凯：这些精美作品的原画及复制品都可以在网站“灵感原创”（Inspired Original）商店找到。
《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