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爭取國際支援
不利因素為：
第一，世界上仍存在著反對實行憲政民主的勢力。一些國家仍然是由奉行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政治人物和勢力掌握政權。這種勢力不僅在本國極力推行專制統治，而且在國際社會極力推銷自己的貨色，拼命抵制憲政民主潮流。他們為了給自己的專制行為製造理論根據，利用各種場合極力鼓吹「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生存權優先論」、「主權高於人權論」等謬論，意在對抗以人權、自由、憲政民主為基本價值的世界文明主流。同時，在本國國內殘酷地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見解者，壓制各種與之不同的力量和聲音，箝制要求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輿論，踐踏人權與法治。儘管他們提出的理論根據是站不住腳的，其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由於他們掌握一定的國家權力，控制大量的政治機構、社會資源和輿論工具，擁有巨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而且在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組織中佔據一定的席位和發言權；所以，這種專制勢力仍然能夠迷惑和影響一部分人，並且對自由民主事業以及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構成很大的障礙。
第二，從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應該看到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國家利益和自身的難題，都有自己的國際戰略和國內政策。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利益摩擦和衝突大為增加。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這句話用在國家關係上，也不失為至理明言。各國都有自己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利益，都希望盡可能地開拓國際市場，以解決本國商品的出路和增加本國公民的就業機會，各國政府為此做出的各種努力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可對別國的幫助寄予不切實際的期望，不應指望別國政府會象關心本國的事情一樣，關心它國的事情，畢竟民主國家的政府首先要對本國的選民負責；自己的事情辦不好就只有下臺。加之近年來，各國經濟和內政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問題和挑戰（如拉美和亞洲的金融危機、經濟下滑、失業、恐怖主義抬頭與社會治安惡化、環境污染等等）；此外，跨國移民問題對發達國家也造成了較大衝擊；致使一些國家、特別是歐美各國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本國內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回歸本國的「孤立主義」傾向和排外思潮。這些都會影響到實行憲政民主政體的各國政府及其國內的政治勢力，對於正處在發展中的國家事態的關注，而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政治民主化的實際支援。一些民主國家出於國家利益方面（如拓展國際市場、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的考慮，也可能會對專制國家作某些讓步，這是不足為奇的。認識到這一點，並不是要在爭取國際支援的工作上採取消極無為的態度，而是要對國際社會可能給予的幫助，保持清醒的頭腦，樹立「以我為主」的意識。
第三，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巨變對後進國家（指後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來說，也產生了一定的負作用。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能緩行》一文中，談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放慢的原因時認為，蘇聯東歐的劇變來得太突然、太猛烈，震撼世界，更震撼中國，對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載1999年第12期《半月談》內部版）加之多數前蘇聯國家和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過程給人以動盪不寧、痛苦不堪的圖像；尤其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過於緩慢，某些方面甚至還不及從前（據世界銀行1998年末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50%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而在10年前，這一人數大約只有2%）；加之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如黑社會勢力的崛起、黑金政治現象、貧富兩極分化、社會治安狀況惡化）比較嚴重，給了反對政治改革的人以攻擊的口實。同時，使象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的領導階層從中看到了對自身不利的結局，進而變得十分害怕政治改革和憲政民主；還從中吸取了不少消極的經驗教訓：如只搞經改不搞政改；堅決鎮壓政治反對派和異議人士；決不放開言禁和黨禁；限制公民社會的發展等。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我國背離自由民主的潮流越走越遠，矛盾越積越多（前蘇聯集團的國家之所以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極其困難的局面，雖然與它們在改革中的失誤有一定的關係；但更為深刻的原因還是在於以前長期在專制政體統治下，積累的矛盾太多，啟動社會變革的時間拖得過長）；拖的時間越長，則危險越大，改革起來就越困難。
第四，極端民族主義(nationalisme)思潮的再度興起。我們在這裏不去評論別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回潮（那不是本書的任務），也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只是指出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泛起，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是極為有害的。極端民族主義是一種是非不明的思潮和情緒，因為它常常被政治上的陰謀家調動起來盲目排外、轉移民眾的視線和對抗民主主義的發展。在持極端民族主義觀點的人看來，只要是本民族的東西，那怕再不好，也不允許他人反對和批評；否則就是漢奸（或其他什麼奸），就是賣國賊，就得打倒、鬥臭，甚至於取消其生存權；而國外的東西即使再好，也是有害的，也要加以反對和排斥。這種思潮本質上和法西斯主義沒有什麼兩樣，都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如同科學技術沒有國界一樣，先進的思想和制度也不應該受國界的限制；誰的好，我們就應虛心學習，為我所用。如果一味排斥外來的東西，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發展。二十多年來實行對外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加入國際人權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並切實履行自身承擔的權利和義務，必將給中國帶來更大、更全面、更深刻的變化，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極端民族主義或激進的、偏激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實行憲政民主和實現現代化的大敵。
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怎樣才能更加有效地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呢？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應重視聯合國和各相關國際組織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聯合國自成立以來，通過了許多關於人權、自由、民主方面的文件和公約，如《聯合國宣言》、《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人權公約》、《德黑蘭宣言》、《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案》、《維也納宣言和行政綱領》、《曼谷宣言》等等，上述檔闡明了人權、自由、民主對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各國人民享有的權利、各成員國應當承擔的義務。這些文件對於我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事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政府業已簽署了其中的大多數檔，如在1997年10月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11月簽署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政府現仍以全國人大尚未批准加入這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為由拒不履行）。但是拖延履行終究不是辦法，因為《世界人權宣言》還只是一種各參加國的意向性聲明，而聯合國人權公約做為國際協定，具有國際法上的法律效力，各簽字國負有切實執行的義務並要接受國際監督。《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規定：「凡未經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規定者，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擔按照本憲法程式和本公約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以採納為實施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如果繼續拖延履行聯合國人權公約，勢必會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並在政治上陷於孤立。
著名法學家于浩成認為，根據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公民有權向中共政府提出要求：1．修改工會法，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關於「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工會有權建立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2．制定罷工自由法，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人人有權罷工的規定。3．修改或制定有關法律，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關於「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自由。」「人人有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4．開放黨禁、報禁，儘快制定結社法、新聞出版法以取代違反憲法、限制與扼殺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有關行政性法規。從中共過去的表現來看，關鍵在於怎樣對之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督促，以使之切實履行其所承諾的國際義務。這就需要聯合國及其所屬的有關機構(如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人權委員會、人權事務委員會、人權事務專員、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法院等)和非政府的國際人權組織給予必要的關注和監督(包括協商和對話)，這方面的工作將極大地促進中國人民爭取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事業。近年來，聯合國在維護和平與推進人權、民主方面的作用明顯增強。
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已多次介入一些國家的內部事務，如派遣觀察團與維和部隊監督並幫助大選，而且在派遣時並不一定要嚴格按照聯合國憲章程式首先征得當事國的同意。另外，一些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影響也在日益提升，像社會黨國際、大赦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國際紅十會、無國界醫生組織、無國界記者組織、國際奧會、諾貝爾獎評委會等，它們雖然是非官方機構，卻能以獨特的方式與渠道在政治領域中釋放出相當大的能量，對主權國家的傳統地位產生強烈衝擊。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日趨緊密，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對中國的影響勢必會得到加強。此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不僅會密切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也有助於中國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與國際經濟通行的規則接軌，學會按國際慣例辦事，進而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這方面的工作可以簡稱為「以開放促改革」。
其次，應加強與已經建立憲政民主體制各國特別是歐美諸國的交流與對話。歐美等先行的現代化國家在建立與完善憲政民主體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資源(如制度文明、政治文化、政治哲學、價值觀念、現代理論等)，值得我們努力學習、借鑒。俄羅斯等前蘇聯各國與東歐各國大多經歷了從一黨專政向憲政民主體制的轉型，其實踐對我國的政治改革極具參考價值。日本、韓國與我國為東亞近鄰，且同屬儒家文化圈國家，它們各自的政治發展樣式，也有一定可參照之處。土耳其、南非、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在追求政治現代化尤其是民主化的過程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們重視。為此，應保持一種健全的開放心態，遵循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取其所長，補己之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當然，外國的東西未必都好，外國的經驗未必都適用於我國；自不必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只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引以為鑒，為我所用。同時，應增進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瞭解和認知，爭取各國人民和持有相同價值觀念的各國政府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理解與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傳播媒體對國人的影響正在日益增大，據估計，僅美國之音、英國BBC、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自由亞洲電臺的中文廣播，我國大陸聽眾已達幾千萬人。此外，近年來我國互聯網用戶的增長也十分快，短短幾年時間，已從最初的幾千戶增加到1000多萬戶，且仍在呈迅速增長之勢。客觀的新聞、輿論、資訊的聲援，對我國的憲政民主運動助益良多。這樣，內有憲政民主運動的興起，外有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必將加快我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進程，從而也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文明古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不僅在經濟上持續發展，而且在政治上開明進步，本身就是對人類社會的重大貢獻。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企圖扼制中國的發展，既不明智，也不現實。正確的政策取向應該是：積極支援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的事業，幫助中國人民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當然應對違反國際上公認的人權、自由、民主準則的事件提出批評，以減少這類事件的發生）。這樣做，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別國，都是符合各自利益的（這才是政治上的「雙贏」）。一個憲政民主的中國，必將奉行和平立國的外交政策，必將會信守國際公約和國際法的準則，必將會尊重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它的政策走向與發展前景將會變得可以預期。我想，全世界所有贊成和平與民主原則的國家和人民都會樂見其成。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以交流促改革」。
再次，我國有一種十分巨大的資源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這就是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僑、華人及留學生。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希望中國富強和走向民主，希望中國能屹立在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希望中國享有令人自豪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為此，他們作出了難以估量的奉獻。他們當中人才濟濟，社會關係網路四通八達，不少人已經融入所在地的主流社會，其中的一些人還成為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藝術和媒體的重要角色，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不可低估。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他們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傳遞資訊、培訓人才、文化交流、觀念更新等各個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國的政治改革與憲政民主事業，也需要他們的關心與支援，國內的民主力量一定不可以忽視與他們的聯繫與交流，並應努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這不妨稱之為「以海外促改革」。
我們深知:要實現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目標，任務十分艱巨，道路崎嶇坎坷。但是，這一進程已然啟動，又合乎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與世界大趨勢，並得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的支援、參與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同情、援助，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中國的憲政民主大業在新世紀的勝利前景充滿信心！（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