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像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样,菲德尔‧卡斯特罗喜欢与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正如巴黎雅各宾派拥有路易斯.安东尼.德.圣茹斯特一样,革命的哈瓦那拥有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 Guevara,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一个拉丁美洲版本的涅恰耶夫、19世纪的虚无主义恐怖分子,他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
自本世纪初以来,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屿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历史。1931年至1933年,一个名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在军队中的书记员参加了对独裁者格拉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的反抗。1933年,巴蒂斯塔领导了一场针对古巴临时总统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Céspedes)的军事政变。
应该严格而客观地评判红色高棉的罪行,以便可以将柬埔寨的经历与本世纪其它重大恐怖事件及其在共产主义历史上被分配的适当份量作比较。这种方法也有非常强大的法律原因,因为许多柬共领导人仍然活着,甚至以官方身份活跃着。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由走动吗?如果不应该,那么应该对他们进行什么指控呢?
除了该国令人不安的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外,红色高棉的暴力也是由该政权特定的时空背景所引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该政权几乎是在柬埔寨境外发生的一场战争的偶然产物。这场战争一结束,该政权就发现自己在原籍国虚弱而孤立。越南的敌意和中国令人窒息的拥抱贡献了其余部分。
斯大林和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他们的死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镇压的规模和范围上。那波尔布特又怎么样呢?这个本名叫沙洛特绍的人自始至终都存在于柬埔寨共产主义的历史中,不提他而谈及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他的性格中可察觉的特征与其政权最血腥的暴行有关,也是毋庸质疑的。他遥远的过去非常复杂。
在1973年与越南决裂后,柬共决定更换其“老大哥”。显而易见的替代者就是毛泽东的中国,不仅因为其宣扬的激进主义,而且还因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压,令其遵循它们共同的边界。这位柬埔寨独裁者于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访期间,在北京成功地赢得欢呼,两国间的友谊被官方形容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于描述与中国关系的术语上,柬埔寨与阿尔巴尼亚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国技术人员于...
红色高棉的经验具有异常血腥的性质,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一种诱惑,让人想坚持把它当作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类似于对纳粹大屠杀独特性的争论。其它共产主义政权和为它辩护的人已经提出这种观点,声称波尔布特政权是一种极左翼现象或某种勉强被装扮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主义。但20年后,柬共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已经显而易见: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归根到底...
1975年夏季,吴汉润在洞里巴帝(Tonle Bati)报告了一名红色高棉干部激烈的长篇演说。
对于柬埔寨革命来说,界定自己所反对的,比实际宣布一项积极的纲领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红色高棉都是在寻求报复。正是通过这一意图,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的民众支持,然后通过激进的集体化获得了新的动力。革命也是农村对城镇的报复。
与本世纪其它的大规模犯罪一样,人们禁不住去寻求一种最终的解释──这究竟是一个人的疯狂,还是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眩晕式的癫狂?尽管无法将波尔布特的责任减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国家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其它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影响也都不应被忽视。它虽然发生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背景,但红色高棉的独裁统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类别可能最恶劣因素的提炼。
原则上,民主柬埔​​寨没有监狱。据波尔布特在1978年8月的讲话称,“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不使用‘监狱’这个词。我们社会中的坏分子只是被赋予了要完成的生产性任务。”红色高棉对此非常自豪,强调与政治过去和宗教传统的双重决裂。根据宗教传统,惩罚被推迟,拘留被佛教的业力所取代,其中罪恶只在来生偿还。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惩罚是立即进行。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所有需要的就是100万名好的革命者。仅此而已。我们宁愿杀死10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着。”红色高棉这样的言论在合作社会议上司空见惯;其实,他们已将这种种族灭绝逻辑付诸实践。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见得多。在别处所称的“最高刑罚”,在这里使用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变得平淡无奇。
该政权中还有另一个固有而奇怪的矛盾:从理论上说,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应该是绝对透明和公开的,而关于当权者则几乎没有什么为人所知。共产主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在该政权上台后,柬埔寨共产党的存在被隐瞒了30个月;直到1977年9月27日,它才被正式宣布。
饥饿使人丧失了人性,导致一个人突然袭击另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记了一切。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同类相食吗?它或许不如中国大跃进期间那么普遍,而且似乎仅限于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报告了两个例子:一名曾经的教师吃了她的姐姐;一家医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轻人。
柬共的经济计划造成了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本应监督工作的干部的专横无能,令这种局势雪上加霜。灌溉是该计划的基石。已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开发它,为将来而牺牲了现在。但工程的不良规划和实施使得这种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徒劳。尽管一些堤坝、运河和水坝都经过了精心规划且今天继续使用,但许多都被第一场洪水冲走了。
人们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们的新境遇。对于“75年代人”来说,这介于做一只驮畜与做一名战争奴隶(根据吴哥的传统)之间。如果看起来很强健,没有太多“只吃不做的人”陪同,那么进入一座农民村要容易得多。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个主要因素。根据斯利文斯基的说法,金边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还活着(就是说,有100万人死亡,约占死亡总数的一半),而磅湛(另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的居民中有71.2%幸存,北部奥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样。在最后这个地区,死亡率仅上升了2.1%。
试图从当地研究中得出总体数据很困难,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异极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难远远小于“75年代人”,尤其是饥饿之苦,即使考虑到公布的大多数目击者陈述是来自新人而不是农民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失真。来自城里的人中,死亡率极其高;今天,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户没有失去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区一个村庄定居的200户人家中,只有50户活...
数字有时并不足以说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让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产党的真实本性。但数字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如果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幸免,那么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时受害?柬埔寨的悲剧如何与本世纪其它的悲剧以及其自身较长的历史相关?各种方法(人口统计学、定量微观研究、目击者报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能推动我们逐渐看到真相。
对社会不同成分进行分类和消灭的狂热慢慢地达到了政治集团的最高层。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荣(Hou Youn),很早就被消灭了。“王国政府”的外交官于1975年12月被召回。并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人。除了两个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并处决。但由于柬共似乎从未有过任何有规律的行为模式,且由于不同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断存在相互猜疑的气氛...
红色高棉胜利后金边的完全疏散,既让该市的居民也让世界其余地区非常震惊,这些地区开始首次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异常事件。该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释。后者声称,疏散是一种安全措施,可确保免受美国可能的轰炸袭击,且人们在其它地方会吃得更好。该政权无疑将因城市的疏散而永远被铭记。
尽管有一种相当敏感的民族主义,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场纯粹的本土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即一小群理想主义者转向邪恶,且可悲的是,传统的精英们无力做出反应来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己。这种组合在亚洲或其它地方远非特例,但只是很少会导致革命。也应归咎于其它因素,包括该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与老挝和越南的漫长边界以及那个历史时刻。自1964年以来一直...
从毛泽东到波尔布特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使红色高棉革命如此难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论之一。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无可置疑,他是富于想像力和老练的北京独裁者的苍白翻版。他在无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政权。该政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持续蓬勃发展。波尔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让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场社会转型的试验或预备草图,而这场转型可能是最激进的...
人人都听说过越南船民的戏剧性事件,但在越南1975年事件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老挝,已经见证了人口中比例较大一部分的逃亡。无可否认,老挝人为了逃亡必须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穿越湄公河进入泰国。由于大多数老挝人口住在河谷或附近,也由于镇压相对有限,离开相当容易。约30万人(10%的人口)逃离了该国,包括山区大大超过30%的赫蒙(Hmong)少数民族(约10万人)以及约9...
这场所谓的美国战争,仅以美军最终撤退而告终。撤退是继1973年1月巴黎和平条约签署及南越政权随后于1975年4月30日垮台之后进行的。许多人担心的、的确在邻国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实际上并没有继这场战争之后来临。但共产党军队的越南囚犯,包括来自他们自己队伍的“叛徒”,都受到严重的虐待,且往往直接被清除而不是被迁移。
军队是最先组织“整风”的。1951年,在军中,“整风”与其说是压制性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从1952年到1956年,“整顿”一直未变。一些再教育营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刮胡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没收,且通宵都亮着灯,以防止囚犯中发生自杀事件。然而,正是军队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冲击了它自己的干部,以致于很多人开小差逃到南方。这一趋势使当局感到忧心忡忡。他们...
二战后,共产党人的压制性暴力重新部署为对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抵抗。关于法国远征军士兵被关押的监狱营地,有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许多人在那里遭难并死亡;在1954年签署日内瓦和平协议时,两万人中仅9,000人还活着,有待获释。印度支那山区特有的可怕疾病夺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承认共产主义在越南造成的伤害,今天仍是许多西方人厌恶的事情。他们反对该地区法国的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并与越南共产党站在同一阵营。当时,想当然地认为,党是人们建立友爱和平等社会的希望及愿望的一种表达,似乎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其吸引力因胡志明(胡志明创建了党,并领导它直到1969年)的个人魅力、党员不寻常的坚持以及党对海外宣传狡猾的操纵而得以增强。
尽管边境戒备森严,一些朝鲜人仍成功地逃脱。自战争以来,已有约700人穿行到南方,估计有数千人去了中国。自1993年以来,抵达南方的人数增加了4倍,并继续增长;1997年,约100人到达那里。他们中大多数人要么正逃避某种惩罚,要么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一些外交官和党内高官都在逃亡者之列。
在朝鲜,甚至是营地以外,都几乎不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根据1996年1月3日一位电台评论员的说法,“应该将整个社会融合成一支坚固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在一个人的领导下,作为一体去呼吸、行动和思考。”该国当代一句口号称:“像金日成和金正日(Kim Jong II)那样思考、交谈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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