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讯】“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面红耳赤，又羞又恼，越想越气。
这是1949年的夏天，我念完了初中一年级，在外婆家度暑假。晌午时刻，外婆家凉爽的门道里总有一些人在喝茶、抽水烟、拉闲话。外婆的村子是一个有名的大村子，唤做“坡底村”，南临“官道”，居住着数百户人家。坡底村“解放”前是“乔南乡”政府所在地，“解放”后是 “乔南区”政府所在地。坡底村是上了北原最靠近县城的大村子，又是乡公所和区政府所在地，因此在交通闭塞而又不通电话的年代，这里的消息和开放程度远胜于我的家乡党家村。
这七八个在外婆家门道乘凉拉闲话的无聊的成年人，为什么要嘲笑我这个十三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我本来就不喜欢和这些大人们交谈。都怪我称他“二爷”的那个老头子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载渭，你说中央军好，还是八路军好？”“载渭”是我爷爷为我起的小名，因为我出生的那年，爷爷刚好八十岁，这名字寓着一段姜子牙在渭河边知遇周文王的故事。在党家村和坡底村，年长的人都管我叫“载渭”，只有同龄的和年轻的人才叫我“治国”。
在学校我是个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这一年的5月14日加入了当时尚属秘密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八路军好！”所谓“八路军”，指的是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而所谓的“中央军”，则指一年半之前已经从韩城县溃败的国民党政权。
于是这些人和我辩论起来。他们都是用实际事例来说明问题，我则用从课堂上、书本上和报纸上学来的道理和事例进行反驳。虽然反对我的一方人多势众，我却毫不怯阵，一时间似乎谁也驳不倒谁。正当我渐落下风时，算是我“朋友”的范金声，却从斜剌里杀将过来，向我提出了一个再损不过的问题：
“治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八路军讲不讲封建？”
“当然不讲封建。共产党还领导人民反封建哩。”
“不讲封建，为什么还喊‘万岁’哩？”
我被封住了嘴，心里又羞又气，特别恨这个范金声。
范金声二十三四岁，膀宽腰园，皮肤黑中透红。有一天我正专心地看《济公传》，他也好奇地凑上来看，我们就交谈起来，原来他也爱看旧小说。旧小说使我入迷，总想把特别有趣的内容讲给人听，可惜“知音难觅”。每当我给外婆说：“婆，我给你讲一段《西游记》。”回答总是： “看了《西游记》，说话如放屁。”接着就去忙她的事情。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没有一个人看旧小说，只能听我说，不能相互交流。难得碰到个范金声，谈得如此投缘。他问：“你看过《小红袍》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他热情地说：“到我家里去！我家里《小红袍》、《大红袍》都有。我老婆回母家去了，今晚不回来。你晚上就住在我家。”那天晚上，我们俩人睡在他家的炕上，畅谈彼此看过、特别是共同看过的旧小说。直到夜深时分，我实在撑持不住，先自进入了梦乡。
在我的心目中，范金声算一个知心的朋友了。谁能料到他竟向我提出这么一个尴尬的问题。没有看过旧小说的人，不会知道这个问题刁钻的程度。可是我读了不少旧小说，知道“万岁”就是“皇帝”，而皇帝却是“封建”的头子。如果我没看过旧小说，不知道“万岁”就是“皇帝”倒也罢了。现在我明明知道，又如何能假装不知呢？我的窘态引起这些大人们无情的嘲笑，我又怎能不恨这个不够朋友的范金声呢？
惟一肃然不笑的是外婆。她微笑着和气地望着我，使我在孤独中感到一种理解。而本来应该支持我的却是这个范金声。他除了是我在这群人中 惟一的朋友，还是雇农出身的新政权的坡底乡乡长。但他竟和这些“落后群众”一鼻孔出气，还专往要害处打我。我越想越气，终于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
“你们都是反革命，都是特务！”接着委屈地哭了。
“嘿嘿，嘿，嘿。”见把我惹哭了，大人们的大笑转变为不好意思的干涩的笑。但是外婆却哈哈大笑起来。等到太阳偏西，人们准备下地陆续离开后，外婆安慰我说：“这些人肚子里没喝过墨水，他们知道什么？”我虽略感轻松，内心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失落，因为范金声讲得有道理啊！
但是这件事情却对外婆留下了很难磨灭的印象。1957年我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后，惟一在熟人面前为我公开辩护的就是外婆。她用事实说话：“小时候旁人说八路军不好，能把他气哭，他还能反对八路军吗？”
我的祖母49岁就因患肺痨早逝，连母亲也没有见过。我来到世上时，母亲刚过17岁，父亲刚过19岁；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又能给自己的孩子多少爱？在一个盛行早婚的社会，儿童的成长缺少不了的母爱，常常需要祖母的爱体现或补充。我的爷爷无疑最爱我这个长孙，但他已80多岁，又是男性，不论多么爱孙子，也和“母爱”搭不上界。因此我的儿童期所需要的爱，就“历史地”落在了外婆身上。
我童年的很多时日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虽然从时间上说，我生活在党家村更长久一些，但童年的回忆却大多和坡底村联在一起。不必说外婆家连马房一起六座院落相连的高宅大院，单就坡底村那几条纵横交错的长长的村巷，出了北稍门和东稍门那望不到尽头的庄稼地，就比我们党家村的眼界开阔不少。
外婆好客的性格使家里几乎常年亲戚不断，有的亲戚一住就是几个月，无拘无束，好像就是这个大家庭当然的一员。每当这种时候，我就特别高兴。除了小孩子喜欢热闹的天性，更因外婆要陪伴亲戚，对我们的管束也少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去玩。这里的“我们”，包括我的表姐刘秀云。表姐长我三岁，从小及长，始终关爱着我，情同骨肉，直到今天。表姐的玩伴都是女孩子，有水仙、文阁、贞莲等，都比我大一两岁。我们常一起在外婆家的庭房或后庭房玩。我喜欢和这些女孩子在一起，在她们中间，觉得心中有丝丝的柔情升起。后来我长期在矿井下粗野的环境中从事特重体力劳动，从不说侮辱妇女的粗话、下流话，与我童年时这一段纯洁的经历不无关系。但一出大门，我就非常地“男子汉”起来，不但不和包括表姐在内的女孩子玩，甚至和她们连话也不说。实际上呢，却不过是一种深深的羞涩。
外面的玩伴主要是我的小舅昌绪。小舅长我三岁，上小学和我同一年级，我却从不叫他“小舅”。我叫他的母亲“七婆”，叫他的祖母“六老婆”。有时我他到小舅家里玩，听到我“昌绪长”、“昌绪短”的说话，七婆总是用一种嗔怪的语气纠正说：“叫‘小舅’呢么，还能叫名字？” 但我的嘴一直很“硬”。直到40多岁后，才终于长大，见面方以“小舅”相称。
但小舅却一直把我当作外甥爱护，并带着三分尊重，因为我的学习一直都在前面。小孩子喜欢分群打架，小舅总是又勇敢又机警，我只能跟在后面跑，从来没有上升为打架的主力。暑期庄稼茂盛，小舅常领我去人家的地里转游，时不时能在玉米地和棉花地里找到接近成熟的“小瓜子” （即“雷瓜”。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熟透的“小瓜子”）；或者啃有甜汁的玉米秆。为了找到一株甜玉米秆，常要毁掉好几株正在长穗的玉米。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觉得比家里花钱买的瓜香多了。有时会突然蹦蹿出一只兔子，我们就猛追一阵，直到小舅和兔子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和小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和外爷的关系却很冷淡。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搜索不到外爷的笑容。外爷身体奇瘦，脸上是一付心不在焉的表情，总是失落落的样子，整天抱一本石印的秦腔戏本《蝴蝶杯》躺在炕上咿咿呀呀地唱。有一天，外爷正躺在炕上唱得不亦乐乎，我正和表姐用线绳玩“翻跤跤”游戏，突然有人从外面跑进来说：“不好了，益民保长叫催粮的绑起来了！”除了在厨房忙碌的妗子，家里所有的人都跑到大门口去看。外爷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也赶紧撇下戏本子，趿着鞋就往外跑。
在外婆家的斜对面，小舅昌绪家的门口，两个穿制服的人牵着绳捆索绑的保长。小舅家的门关着。在一丈开外，有七八个人在袖手旁观。
保长刘益民，我叫他“老爷”（曾祖一辈），是外婆家的常客。他高高的个子，总是一付温和的老好人的面容。街坊本村的客人 ，外婆首先用水烟招待。如果我在身边，就让我拿着卷好的媒纸到厨房的煤炉上点火。开始我总是用一只手把点着的媒纸递给客人，外婆就纠正我：“用两只手！”越是辈份高的人，纠正得就越是认真。益民“老爷”高我三辈，更是不能马虎。他的高身材和温和的面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他怎么竟会被人绑起来呢？
国民党政府实行“保甲制”。别处的情况我不清楚，就说党家村和坡底村吧，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保长。土地和房基地都是私有的。除了自己家的土地，保长不能另外支配一寸土地。纳粮是各家各户直接和县政府之间的事情，保长的“义务”只是为县上催粮的人指门引路。再就是派当兵的 “壮丁”，那是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兄弟二人，派一人当兵，富裕人家自己可以花钱买壮丁）。只要民间社会有一定的基础，像党家村和坡底村那样，保长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任何办法作弊以自肥。保长既无工资，也无特权，只有协助催粮和派壮丁这两档子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避之惟恐不远。名义上保长是选举产生的，实际上还要加上父老乡亲们的劝说。实在无法推脱，才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就是催粮的差人把保长绑起来作为人质，要小舅昌绪家缴纳公粮。小舅家生活困难，关门不开，事情僵持不下。
只见外爷趿拉着鞋走上前去，对着两个催粮的说：“你们把保长绑着干什么？把他放了，让他帮你们催粮不就完了！”这两个催粮的在小舅家门口吃了闭门羹，正没好气。见这个趿着鞋的瘦秆子老人替保长说话，气就不打一处来。其中一个抡起他的“自由拐”，不由分说，向外爷的屁股上连连打去。你想，外爷虽然貌不惊人，可我外曾祖父即他的父亲，也是进士出身，满清末年曾任四品知府。外爷生长在富贵之中，现在虽说家道中落，也是衣食无缺，何曾受过这等侮辱！他立刻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被拖拽回家，坐在地上犹自嚎哭不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口中念念有词。外婆和其他人怎么劝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外爷就疯了，完全丧失了理智。
这个走向衰落的书香世家，我外爷那一辈本来有兄弟五人。如今只剩下外爷一个，不想竟遭此厄运。外爷发疯以前，本就不管家务，一切全由外婆主持。现在外爷疯成这样，外婆只能更多的承担。由于他疯病发作时脱光了衣服满院子乱跑，使得驻扎在西厢房的山西“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是土匪部队，时常到河东日占区进行抢劫）的“司令太太”只好搬走。
有一天，外婆在门道，叫我到东厢房炕板上取缠线的“拐子”。我刚把“拐子”拿到手，正要下炕穿鞋，忽然看见外爷跑了进来，赤条条一丝不挂，张着双臂向我扑来。我惊恐万分，不由得汗毛倒竖，瞅个空子从外爷的胁下溜过，狂奔而出。我逃到门道，藏到外婆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爷要打我！”说话时，外爷已到，兀自伸出双臂要拿我。外婆大怒，一把将外爷拖倒在地，抡起巴掌，往外爷的屁股上一顿好打，直打得外爷哀哀告饶。外婆是典型的“三寸金莲”，看她走路，你就知道什么是“袅袅婷婷”了。听说人疯了后力气都大得很，但外婆竟能轻易地将外爷制服，她凭的绝不是勇力，而是压倒的胆量和气势。
外婆的母家是“鸭儿坡头”西村的杨氏大家族。我多次随外婆到“鸭儿坡头”拜年走亲戚，有时坐牛车去，有时骑马去。原来的大家庭已分成好多家，多是高门大厦，我们就一家家地走进去。集体化以后，外婆家的牛车和马匹都成了“生产队”的财产。再要回娘家，就只能一步三挪地走着去，走走歇歇，五里路要花多半晌时间。
外婆不识字，语言却生动丰富。有一年清明节下雨，她竟吟出“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句。表姐喜欢在后院栽花，特别是 “指甲花”。当夜间的雷阵雨把指甲花打落、表姐满面沮丧时，外婆叹息说：“这就是古人说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我向来吃饭最慢，有一次吃面条，我的小姨史惠珍提出和我“打赛赛”，条件竟是：“我一次只吃一条面，看谁先吃完？”外婆总说我：“男人家吃饭，狼吞虎咽；女人家吃饭，细嚼慢咽。你怎么吃饭像个女子家？”有时党家村有我惦记的事情，急着要回家去，希望我多住几天的外婆就三分不高兴地说：“外孙子是个狗，吃了就要走。”接着就给我收拾行囊，尽可能让我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去。
我的妹妹和弟弟对于外婆和表姐的感情就不如我那么深；到了外婆家，也不像我那样随便。外婆每次见到妹妹，总是说：“貂婵女子又来了！”貂、刁同音，“貂婵女子”，有“歪”、 “厉害”的意思。但前提是必须长得好看、利索，才有资格被叫做“貂婵女子”。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妹妹“吊脸”，外婆说：“我就见不得这貂婵女子的‘恶差’眉眼！”“恶差”者，凶恶的差人也。现在把“差人”叫员警。社会上的“恶差”司空见惯，却罕有人知道“恶差”这个词。
抗日战争后期，外婆家的土地只剩下不到40亩，由我叫他“姚庄爷”的亲戚全权管理地里的庄稼和马房的车辆、牲畜。 “姚庄爷”年龄比外婆还大，外婆叫他“大哥”。这位“姚庄爷”不仅在地里干活爱吼几句秦腔，一个人在马房睡觉，梦中也时常唱戏。我们悄悄地偷听过，比他醒着时唱得还好。
“姚庄爷”也不识字，但他爱动脑筋，思想活泼。七岁我上二年级时，便表现出了算术“才能”。“姚庄爷”爱和我耍，有一天当着外婆等人的面给我出了两道题：“载渭，爷给你出道题：十七匹布两个人分，一人分多少？”我知道“姚庄爷”的题目一定埋伏有名堂，问他说：“这两个人中一个就是你。你把（八）屁（匹）绊（半）。”“把屁绊”是韩城方言，“把屁放”之意。外婆和在座的人都大笑。但“姚庄爷”并未灰心：“爷再给你出个题：一丈远十堆粪，多远一堆粪？”我说：“咱家的粪都是你拉的，你一吃（尺）一堆粪。”众人又大笑，外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说：“你还能问住载渭？”
不知道为什么，“姚庄爷”和“姚庄婆”长期分居。“姚庄婆”长得细皮白肉，但双目失明，和她的生母，我也叫她“姚庄婆”的善良、精干的老太婆一起生活。多年前他们的大儿子增运包做外婆家的庄稼，我叫他“增运达达”。“达达”是韩城人对叔叔的昵称。增运是个火性子，打起牲口来毫不吝惜。增运的弟弟叫增魁，性格和缓，但耳朵有些背，我们家分居前曾给我家做过饭。兄弟俩都已成年，增运就被派壮丁，当了兵。那时党家村驻扎着阎锡山“二战区”的军队，装备很差，生活艰苦，但文化素质和军队纪律都比“中央军”的九十军强。不知怎么搞的，增魁竟自愿参加了“二战区”的军队。可能他以为自己既然当了“二战区”的兵，增运就可以留在家里了。于是“姚庄爷”、“姚庄婆”同时失去了仅有的两个儿子。日本投降后，他们都到山西打内战。增运开小差逃跑，被国民党军抓住枪毙了。增魁在战场上被俘后当了解放军，曾捎回过一个口信，以后再永远没有消息，据说很快就牺牲了。我这两个“达达”就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死去，留下二女一男三个孤独老人，他们的死有什么意义，又是谁的罪过呢？
“姚庄爷”和“姚庄婆”势同仇人，永不来往。外婆家就是“姚庄爷”的家。听说在村子的“上巷”，有一个和“姚庄爷” 相好的女人。有一年收麦，在地里装车时，我看见车上的“姚庄爷”满面喜悦地将大把大把的麦子扔给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拾麦子的女人。我很生气，晚上吃饭时对外婆说：“我姚庄爷装车时不停地把麦子扔给那个大女子！”外婆哈哈大笑，重复着我那“大女子”的说法，她仅仅觉得有趣而已。
“姚庄爷”后来发急病去世，外婆按家中长辈的礼数给他办了丧事，极哀尽礼。我正在初中念书，因为不是星期天，没有参加“姚庄爷”的丧事。如今回想起来，确是件遗憾的事情。
外婆一生操办了六宗丧事，八宗婚嫁大事。她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小脚女人，样样都办得排排场场，井井有条。除了她的组织能力，再就是她有知人之明，用人得当。三年困难时期，父母有时从西安给她捎回去一些点心之类的食品。父亲老强调捎回的东西要看着让她一个人吃，外婆却总是微笑着嗔怪这项“为你好”的要求。表姐也在西安，舅父在乌鲁木齐，都不时给外婆捎回些各样的食品。不管捎回来的东西再稀罕再少，她都要分给别人共用，从来不吃独食。只要她有事，乡邻左右和亲朋好友无不热心帮忙。
“姚庄爷”去世后，接着管理外婆家农事的，是我叫他“王叔”的王榜存。王叔为人，短小精悍。他出身雇农，曾担任过农会主任和贫协主任。凭土改时分的二亩地，远比不上“解放”前的长工生活，也看不到什么指望。他做外婆的庄稼，除了地里的活和马房的事全归他管，农忙时雇用短工，派活、定工钱，都是他一手操办。渐渐地，外婆把一些外面的事情也交给他办。虽是雇佣关系，却日渐融洽，仿佛家庭中的一员。“四婆”的丧事，就是王叔具体主持的。
外爷兄弟五人，“四婆”的男人我应该叫“四爷”，但在我出生前，他就去世了。“四婆”青年守寡，直到老年，患中风去世，结束了她孤独、痛苦得趋于麻木的一生。守寡期间 ，她曾怀过一次身孕。这在当时是最丢人的事情。外婆家用牲口把她送回娘家。她的娘家就是我们党家砦的四嫂家，我们家的隔门邻居，“解放”前夕党家村的首富。娘家拒之门外，坚不接纳，以后两家就断了亲。至于孩子的命运，我不清楚，反正那个时代，四婆的孩子肯定没有生的权利。 “四婆”的家务是磨面、淘菜、做饭、扫地；偶然也下地干一些摘棉花、摘豆角之类的农活。她一个人住在东厢房的北屋，有时来了女眷，就和她一块住。我到坡底村，大都睡在外婆炕上。有时客人多，就睡在“四婆”屋里。“四婆”不止一次地对着我回忆她娘家的情况，并打问娘家现状：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都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有一次我在四嫂家，冒冒失失地对四嫂说：“坡底我四婆，还是你们家的女哩。”四嫂立刻沉下脸说：“她都死了，早就死了！”我落了个没趣，虽不理解，以后却再不提起。
举办“四婆”的丧事，请了一班“响子”。在公社化以前，“响子”是一种社会职业，专门为家户举办丧事时唱戏、吹奏哀乐。主要乐器是唢呐，兼有胡琴、笛子、锣鼓、板、梆子等，可以唱秦腔、蒲剧一些折子戏。“响子”是人们最蔑视的一种职业，有道是“七成响子八成戏”。戏子只有80%人格，“响子”等而下之，只有70%。唢呐在过去的韩城人口中，就径直叫做“王八”。
丧事的前一天晚上，我正听“响子”在院落唱秦腔，一个吹唢呐的要我为他“摸两个盘子”。“盘子”是韩城专门为丧事蒸的礼馍，又叫“寿盘”，用一斤“台面”（最白的面粉）做成一个像扁坟那样的面食。我告诉王叔：“响子要两个盘子。”王叔和气地说：“不要叫他们‘响子’，叫‘乐人’。”随即取了两个“盘子”给我。我深愧自己的浅陋。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岂虚言哉！
1955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使外婆家的土地、牲畜、车辆、农具以及马房的使用权都成了集体的财产，王叔也离开了外婆的家，成为“幸福的社员”。但他仍常到外婆家闲坐，抽水烟、喝茶、拉家常。1956年暑假，我在清华大学读完了二年级，回一趟家，来看外婆。晚上，几个人坐在门口的青石台阶上乘凉。除了外婆，还有王叔和东隔壁的刘景坤。景坤比我年长七岁，本是高中“三八级”的学生，1949年就该毕业了。由于战乱，学业中辍。而他是一心要考大学的。当我1951年考入高中时，才知道他在重读高中，正在上二年级。按外婆家的班辈，我该随着表姐叫他“小爷”。但我们是同学，又很谈得来，他家和外婆虽是紧邻，却非近族，加之我的口又“硬”，所以总是直呼其名。这晚上不知由什么话题，说到了“为人民服务”。王叔说：“我不赞成你们‘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景坤说：“我们毕业了，不论做什么，难道不都是为人民服务？”王叔说：“你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挣工资。这工资就是人民给你们的报酬，和你的工作已经抵平了，怎么还能叫‘为人民服务’呢？如果你们不拿工资，实行供给制，干的工作超过应得的报酬，那才能说‘为人民服务’。不能有了利还要名，要了名还要利。”虽然我仍然帮着景坤和王叔辩论，但他的论点已将我震撼了，并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等他们都走了后，外婆一面收拾茶碗，一面说：“榜存他懂得什么！”尽管外婆总是偏袒我，可是我的心却失落落的。我正在走向独立思考。
1960年初，我从清华大学出走，冒着被强制“劳教”的危险和体制决裂。在西安从事了半年各种临时性的劳动后，年底被从城市“压缩”到了农村，又和外婆见面了。刚好王叔也在外婆家闲坐，外婆免不了又为我辩护说：“人家说八路军不好，把他能气哭，他还能反对八路军吗？” 我问王叔这几年日子过得可好？他说：“过去为地主干活，凭下苦吃饭；一天干三晌活，吃三顿饭，总算能落个肚儿园。现在为公社干活，凭工分吃饭；也是一天干三晌活（跃进时晚上还得干，是四晌），也是一天三顿饭，可是没有一顿能吃饱。”接着外婆说起“大跃进”中各种只能令人苦笑的事情，如：“深翻地”一丈八尺，“高产卫星田”亩产100万斤小麦，“大炼钢铁”把菜刀、农具、门环等器具都炼成铁渣等。最后她总结说：“大跃进把殃出尽了！”“殃”，本意是祸殃；而“出殃”在我的家乡，更有“出洋相”一层意思。王叔走后，外婆感叹说：“过去的财主家和贫雇农，现在的日子都过得愁苦。”
说话间，外婆去了一趟茅房（厕所），隔了好长时间才出来，喘着气 ，脸色发白。我赶紧上前搀扶，问她哪儿不合适。外婆说：“屙不下来，用棉柴子棍掏了好半天。”我问她为什么便秘，要不要果导之类治便秘的药？她摇了摇头说：“不顶事，吃什么药也不顶用。”当她慢慢缓了过来，才告诉我说都是因为蘼子面吃的。但外婆接着又告诉我：“还有一种面，比蘼子面更厉害。”我感到好奇，她说：“‘三面’最厉害：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是这‘三面’把人害的！”我说：“不是‘三面’，是‘三面红旗’。另一面红旗是‘总路线’，不是‘公共食堂’。”外婆说：“我倒一老是这么说的。”
虽然粮食已经极度困难，外婆还是给我做了一碗汤面条。她一面看着我吃饭，一面安慰我说：“好娃哩，前面的路是黑的，谁也把谁看不到头。老辈人常说：‘天不转地转哩，山不转路转哩。’世上的路，除了死路，都是活路。做人难。可是，路宽着哩！”看着外婆，她是多么的柔弱，可是这些没有文采的话语，却支撑着我走进暴风雨，顶起一次次袭来的千钧压力。
外婆也学了许多新名词，给我印象最深的话却是：“我悉悉不爱活了，我都想把我给自杀了。”这说法给母亲和舅母也留下很深印象，她们分别对我说：“你外婆常说，她都想把她给自杀了。”
第二次去看外婆，因我要下县城，早早告辞。外婆问我：“你晚走一会行不行？”我问有什么事，外婆说：“给我绞一担水。一点水都没了。”外婆说话时，满面笑容，抬头看着我，一付祈求于人的样子。我从来没见过外婆这样对我说话。我不敢看她第二眼，担着两只空桶出门走向井台，一出大门眼泪就夺眶而出。舅父一家远在新疆。表弟家骥正上高中，虽然孝顺勤谨，一周回家两次干些体力活，但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坡底村的水井，十多丈深，绞水的人按着顺序，每人只能绞一担水。然后再重新排序，绞第二担。我花了几个钟头，绞了六担水，蓄满了水缸。然后直接回党家村去了。
1962年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为了稍微扩展一下生存的空间，1963年初，我凭借私人关系，到铜川煤炭基建公司作井下掘进工。这时我生活中发生第一次婚变，回到了韩城。我一生发生过好几次婚变，由于每一次结合我都有真诚而热烈的感情投入，因此，即使由我自己坚持的离婚，对我的感情也是一次严重的伤害。我到外婆家去，难以启口诉说紊乱的心事。心不在焉地说了些无关的事情后，我起身告辞。外婆送我到门道里，表情凝重地说：“女人，是最小的事情。奔自己的前途要紧！”我一生命途多舛，道路坎坷，外婆平常的两句话，又给了我多少搏斗命运的勇气！
外婆的生日是阴历四月的最后一天。1964年，我从铜川徐家沟煤矿用平信给外婆寄去5元钱的生日贺礼。家骥表弟在回信中转达了外婆的一句话：“载渭是好的！”外婆的话使我想起《旧约‧创世纪》。
1970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铜川市军管会逮捕。1971年1月被判处20年徒刑。不久就到庄里镇钢球厂“劳改”。劳改厂每月有二元五角的另花钱。我攒了多半年，给家里寄去十元。载重弟回信说，母亲看到我寄的钱非常伤心，让我以后不必再给家里寄钱了。我本打算明年给外婆寄二元钱作为生日贺礼，弟弟的信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只能在每封家信中，寄去对外婆的一句问候。
外婆是1976年10月去世的，终年83岁。狱门深似海，我惟有把对外婆的哀思寄托在心中痛苦的海洋中。1979年 7月，我“保持反革命定性不变”，刑期由20年改为10年而“刑满”出狱。我来到坡底村看望外婆，面前却只是一抔黄土。万千语言此刻凝聚为一个问题：在我 1968年被所谓的“红纠连”从家里抓走，到她去世的八年间，外婆是仍然坚信我不会反对“八路军”呢，还是改变了看法，认为对于“八路军”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不妨去表示一下反对的意见，使“八路军”能变得好一些，即使要冒着坐监的危险？但这个问题，我永远也听不到外婆的答案了。
我母亲同胞五人，三女二男，其实都不是外婆生的。他们的父母去世时，五个儿女都未成年。外婆是我那血缘外祖父母的二弟媳。她自己曾生过一个孩子，但没有保住。面对着五个失去亲生父母的孩子，外婆毅然担起了母亲的责任，视他们如同自己的血肉。而且她的爱一直延伸到下一代。表姐秀云一岁多失去生母，三岁多失去生父，全靠外婆悉心照料、拉扯成人。表弟家骥也是由外婆抚养成人的。至于我这个外孙，从外婆那里得到的爱已经足够多。
这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极左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缺失的东西又是什么？我似乎慢慢明白了：我们缺少爱！回顾几十年来，我们整年、整月、整天都在干什么？无非是批判、斗争、怀疑、嫉妒、监视、控制、打倒、战胜、夺取、消灭、无情竞争、誓不两立、优胜劣汰、你死我活，到处都被仇恨所充满，深深地毒化着整个的生活。爱生善，恨生恶。一个心中充满了仇恨的人，随时都会生出犯罪的动机，干出罪恶的勾当。恨世主义者不可能忠于任何理论、政党和个人。外婆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她的心中却充满了爱，她不曾恨过任何人。我想，这就是外婆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了。
──转自《自由圣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