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02日讯】2004年月底，台湾行政院经建会发布人口预测，得出2016年台湾就将面临“人口负成长”局面，于是“少子化”现象再度受到关切，如何提高生育也议论纷纷。2002年7月底，行政院经建会就曾提议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免税，以鼓励大家多生小孩，因为台湾即将进入高龄化社会，人口面临减少局面。此议一出负面评价纷纷涌现，而当年十月初，内政部再重弹此调，甚至于在以津贴、免税鼓励之外，还想对能生育却故意不生育者，课“惩罚税”。结果当然也一片哗然，内政部被K得满头包。我们姑且不去探究人口出生率的高低将对台湾未来的影响如何，只对政府官员和部分专家学者所迷信的这么一个假说提出质疑：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出生率高低的关键。
家庭计划只能是助力
由统计数据得知，台湾的人口变动趋势也经历了“人口转移理论”所谓的三个阶段：先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接着高出生率伴随低死亡率，最后则为低出生率配合着低死亡率。台湾土地面积狭小，人口密度特高，节育与降低“生育力”（fertility）很早就已形成共识。自1950年代以来，台湾的出生率就已持续下降，迄至1964年大力推展家庭计划之后，此种趋势更加快了速度。就在人口增加率配合家庭计划的实施，呈现快速降低的事实下，难免使人下这样的结论：由于人口政策（即家庭计划）的实施，乃使台湾的出生率下降，终致人口增加率降低。尤其政策当局更是抱持此种看法。
不过，据有些研究指出，台湾人口增加率之所以下降，根本的因素却是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所得的增加，而家庭计划所扮演的只是顺水推舟的角色而已。换句话说，由于人民自动地有了节育的念头，再辅以家庭计划所提供的节育工具和方法，才有今日人口增加率快速降低的结果。至于人民为何会自动地有节育的念头，应是人民被现实所逼而作的最适抉择。这种行为，可借用个体经济理论来作合理而漂亮的解说，此亦即所谓的“生育力个体经济理论”（the micro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生儿育女的成本效益
该理论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S. Becker）教授所揭示，而完整的数学模型则由威里斯（R.Willis）教授予以完成。我们知道，个体消费理论假设个人在偏好（preference）固定下，追求效用极大，而效用的获得系由消费“财货”而来。所谓的财货，我们可以简单地归为两类，一为小孩（当成一种特殊的耐久性消费财），一为其它的商品。此处，将小孩物品化，理由是小孩提供给父母或家庭成员的满足（或效用），与其它的物品无异。这种将小孩当成耐久性消费财的方式，即使在思想开放的美国，也不只受到社会学家和其它学界的严厉批判和挞伐，就连经济学家中也有不少反对者；何况是在其它较为保守的社会，所引发的谴责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些反对者认为，此举简直是对“人的尊严”之一大侮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分析并不真的把小孩与电冰箱等耐久性消费财同等对待，而是藉由小孩和财货给人的感受相同作为比拟而已。何况这种分析系属“事前”的概念，亦即行为者在实现其行为前，先由客观环境的判断作为选择行为的基础。要不要生小孩及生多少个小孩，是在事前就已作适当的决定了，而不是在小孩生下之后才决定如何处置。
我们且撇开这些价值观争论，而假设这样的处理可以被接受，接着即可在所拥有的所得及物品的相对价格等限制条件下作消费抉择。在此分析下，假设其它情况不变，如果小孩的价格逐渐高于其它物品，则对小孩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果”。那么，小孩的价格（或成本）又指的是什么呢？一为有形成本，即食、衣、住、行等养育成本，以及提升品质的教育费用等；另一为无形成本或隐含成本，此即由于生、养小孩而不能工作所损失的当期工作报酬。而根据消费理论告诉我们，既然小孩为一种“正常财”（normal goods），当所得提升时，应对小孩的需求有正向效果，亦即，所得愈高，小孩会生得愈多，此即“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除了对小孩的数量有所需求外，小孩的品质更是被强烈的需求。我们也知道，所得提升、教育程度愈高，对小孩的品质要求也增高，小孩的成本也愈形上涨（不但由于要小孩吃的有营养，穿得更体面，受更完善的教育，致每个小孩的有形成本增加，而且父母的所得高，表示单位时间的工作报酬高，时间成本高，也就是无形成本亦提高），替代效果大过所得效果，因此，对小孩的需求很自然的不得不减少。这应该就是我们当前社会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青少年作奸犯科日益严重，甚至逆伦事件频仍，小孩带给父母的满足逐渐被烦恼盖过，其“正常财”的特质也逐渐消蚀，于是“所得效果”也愈来愈小呢！
必须再强调的是，上文的分析法只是将小孩比拟为耐久性消费财，小孩本身直接对消费者（父母及家庭成员）产生效用，这是适用于进步国家或社会的说法。在落后的国家里，却往往将小孩当成投资财或生产财，对于小孩的需求，主要是作为未来财务安全的来源，亦即中国人“养儿防老”的旧观念。
生育力的个体经济理论应可适当解释当代台湾社会的现象，那么，除非到了那么一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到达小孩子对父母的价值再度升高了（或其相对价格下跌了），否则任凭政策的如何订定（也许某些奖励措施可产生些许诱因，但其成本颇高、效果很小），要想稳住出生率使之不降，甚至提高出生率，恐怕会是缘木求鱼！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