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12日讯】
巨星殒落
台北时间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由美国传来蒋硕杰教授已于十月二十一日晚（美国时间）病逝芝加哥的消息，隔天台湾各大媒体即以显着篇幅报导，并连续刊出悼念文章，推崇、惋惜之声此起彼落，而十一月十六日于中华经济研究院举行的追悼会，更是冠盖云集，各界人士由衷悼念这位自由经济斗士及导师。
对于这一位执著一贯理念、且能不计毁誉的学者，我们当然对其心路历程深感兴趣，更想知道他为何得以参透并揭穿凯因斯理论的谬误。尤其，在全球的经济学界，能占一席之地的华人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蒋硕杰先生却毫无疑问的，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的文章多次出现在国际第一流的专业杂志上，成为无数后学者必读的经典之作，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一；因此，更加强我们想了解他的期盼。底下先由蒋硕杰的生平及求学过程谈起，再看其学术贡献，最后谈谈他给我们的启示及个人的一些感想。
蒋硕杰的生平及求学过程
蒋硕杰先生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湖北省应城县，幼年在中国大陆接受小、中学教育，一九三三年留学东京，阴错阳差的进入庆应大学经济学系就读。中日战争爆发后返回大陆，一九三八年转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次年发生欧战，伦敦政经学院迁至剑桥，借剑桥大学园地开课，蒋硕杰也因而得以兼听到剑桥教授的课。一九四一年得到伦敦政经学院“科学学士”，一九四五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获得该校之“赫其森银牌奖（Hutchinson Silver Medal）”。一九七五年再凭其历年发表之著作，荣获“科学博士”（D. Sc.）学位，一九八五年更获选为伦敦政经学院之“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 of L. S. E.）。
一九四五年蒋硕杰先生学成回国后，恰逢抗日战争结束，被张公权先生延揽至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任调查研究处处长。不久因东北局势逆转，乃离沈阳赴北平，承胡适先生延聘至北大任教，并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兼课。直至北平撤守，乃于一九四八年辗转至台湾大学担任教席。次年应聘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IMF），一九五四年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由国际货币基金借调来台数月，任行政院经济顾问。也就在那时，受知于尹仲容先生，才对台湾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在一九五八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０年离开国际货币基金，赴罗彻斯特大学任教，一九六九年再转至康乃尔大学，直至一九八二年退休。其间，曾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０年任台湾经济研究所（即现今台湾经济研究院）所长。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断交后，中华经济研究院于一九八０年筹设，蒋硕杰应聘为筹备处处长，一九八一年中华经济研究院正式成立，蒋硕杰担任院长，迄一九九０年转任中经院董事长。一九九二年底因病赴美就医，于一九九三年七月辞卸中经院董事长，十月二十一日病逝于美国芝加哥。在美国任教期间，蒋硕杰就时常利用假期来台，以备政府财经当局之咨询；同时也多次邀请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来台讲学，而且协助台湾大学设立经济学博士班，对培育人才有所贡献。
蒋硕杰在伦敦政经学院求学时，受到三位老师的影响最大，一为罗宾斯爵士，奠定其正确的经济学基本观念；二为罗伯森（D. H. Robertson），虽然蒋先生是在写完博士论文后才听到他的课，但由罗伯森的书得到很大的启示，也促使蒋先生坚信货币理论的流量（flow）分析法优于存量（stock）分析，而也由于罗伯森的影响，蒋硕杰全力转向货币方面的研究，我们由蒋硕杰声称自己属于罗伯森学派，就可得知罗伯森应是影响他最深的了，而蒋硕杰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批判凯因斯理论，也是相信罗伯森理论的缘故；第三位对蒋硕杰有所启发的是高举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他也是蒋硕杰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在伦敦政经学院搬至剑桥上课的那段期间，蒋硕杰参与剑桥大学老师的课，也因而对于凯因斯学说有直接而充分的了解。凯因斯的那本钜着《一般理论》，是蒋硕杰在一九四０年大二暑假到威尔斯逃避轰炸时看的。在看完该书时，对书中的新颖看法极有兴趣，也仰慕凯因斯，再加上在剑桥听了许多关于凯因斯理论的课，曾有一度对海耶克的主张怀疑。但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反而认为凯因斯理论大有问题，于是成为日后抨击凯因斯理论的根源。
蒋硕杰在当研究生时，就表现得极为出色，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就已在有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第一篇是批评凯因斯关于人口成长和经济成长的论文，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于《经济期刊》；第二篇讨论股票投机与所得水准的关系，是批评凯因斯学派健将卡尔多（N. Kaldor）见解的，刊登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经济期刊》上；第三篇则指出庇古这位福利经济学的创始者的《就业与均衡》一书中关于实质工资和就业的相对变动的一项错误，并提出改正方法，刊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海耶克向他建议的。蒋硕杰以英文写作并发表于著名学术刊物的论文共计四十余篇，主要的贡献在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方面。下面一节就扼要介绍蒋先生在这两个领域的主要贡献。
蒋硕杰在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的学术贡献
一九四三年，蒋硕杰还只是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班二年级研究生时，就已发现凯因斯所提倡之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只是短期金融资产与长期债券间之投机性套利理论。此种投机行为并不能（如凯因斯所云）使整个利率结构丧失弹性，而只能使长期利率比短期利率较少波动而已。至于短期利率，则将因投机者将长期资金市场中之过剩需求（或供给）转移至短期市场，因而使短期利率变幅更为扩大而已。但同时因各国中央银行多不愿见本国货币市场利率变幅太大，因此每自认为有责任出面干涉，将其平稳。于是多头投机者转至短期市场之过剩需求，就能被央行以增加货币数量所供应，因而引起国民总支出之膨胀。反之，空头投机者将其自长期资金市场吸收来的过剩资金，转至短期市场时，亦每被银行吸入而不再放出，因而导致国民总支出之收缩；绝非投机者自己将资金吸入其自己之投机性现款帐（speculative cash balances）内。故对国民支出（亦即国民所得）之波动应负责任者，实系错认稳定短期利率为己责之中央银行，并非投机者之过也。
蒋硕杰随后又于一九五六年指出，凯因斯在一九三七年承认自己忽略了“融资性的货币需求”（finance demand for cash balance）的自白，暴露了他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逻辑上缺失。此项缺失并非仅仅以将“融资性货币需求”加入于货币平衡等式之需求方式即可解决者。因为凯因斯于其承认〈融资性的货币需求〉一文中，显然说明此项“融资性的货币需求”非如一般凯因斯学派之所述，乃“赚得之收入”（earned income）之函数，而应列为“计划中之本期总支出”（aggregate planned expenditures）之函数。此项忽略，使凯因斯理论不能获得正确之结果，倘吾人能将融资性货币需求补入，并确认其为本期计划中之总支出的函数，则凯因斯的“流通性偏好利率理论”，亦可如“可贷资金理论”同样得到正确之结论。
一九八０年蒋硕杰又重新申论罗伯森之可贷资金理论，并指出流量分析优于凯因斯之流动性偏好理论存量分析之理由，而且也顺便阐述当时弗利曼教授持以批评凯因斯之货币理论，反不如罗伯森理论之合理。盖因弗利曼教授一面批评凯因斯之货币理论，一面又采纳其存量分析方法；结果不免将“融资性的货币需求”遗忘而产生逻辑上的错误。
蒋硕杰在货币理论上之其他贡献，尚包括：
一、以存货理论（inventory theory）作基础，推演出“预防性货币需求”（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money）之新理论，并由之推论该项需求函数之决定因素及可能之弹性（一九六九）。
二、对当时流行之资产配置理论（asset allocation theory）之基础，即“预期平均收益”（expected mean rate of returns）及其“变异数”（variance of expected returns）的分析法加以批判，并阐述其不足以说明何以会产生资产性货币需求（asset demand for money）之理由（一九七二）。
三、提出一套完整的远期外汇汇率理论，亦即将国际贸易中所产生之保险性的外汇期货买卖、国际利率差额套利行为所产生之期货买卖，以及纯投机性的期货买卖三者，都包含在内的外汇期货交易之综合理论。说明期货汇率如何决定，其与现货汇率之关系如何，政府对期货汇率干预之影响如何等复杂问题（一九五九）。
四、建立一外汇投机理论，以及国际间资金流动之理论，将其中可持续之资金流量与暂时性的资产转拨加以区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并说明这两种资金流动对国内外利率差额变动之反应迥然不同。故在政策决定中不可不注意。
五、对当代以货币供需来说明国际收支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指出将所谓Walras’ Law胡乱应用于货币供需上之错误（一九七七，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六、将Markov Chain方法应用于货币供给之决定过程上（一九七八）。
除了在上述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方面之学术贡献外，蒋硕杰并早于一九六四年即已创立一可以适用于一般开发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之理论模型（文章刊于有名的《经济计量期刊》〔Econometrica〕，一九六四年十月号）；并在参与台湾经济决策之际，将此模型应用于台湾，遂使台湾能不顾当代流行之凯因斯学说，而独行其是的使台湾成为一稳定而快速成长的典范。随后又将该模型继续用于国际比较，除了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作妥适解释外，对于中南美洲诸国的不振也应用得甚佳。蒋硕杰对该模型甚为看重，他曾多次抱怨国内学者，尤其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同仁不能加以充分发挥，而最后似乎还是由他本人亲自动手予以应用。不过，蒋硕杰在一九六四年文中所提出的动态道格拉斯（dynamic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倒是由刘克智教授加以采用，随后笔者也将之用来估计台湾各业的生产函数及技术进步率，也获得理想的成果。
启示及感慨
长久以来，经济学被视为高不可攀且与世隔绝，而经济学者也被当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内之人”。但这种现象却没发生在蒋硕杰身上，蒋硕杰是道地的“入世”学者，身体力行的学以致用，这由他对台湾自由经济思潮以及经济政策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自一九八四年以来，“经济自由化”是台湾社会中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此口号也转化为实际政策，之所以如此，实有赖于自由经济“思想理念”的事先传布。在台湾，自由经济或市场机能的理念，早在一九五０年代末、六０年代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当时全球仍然奉行着凯因斯的理论，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更是受到该理论所推演出的两种错误发展策略所支配：一为确认高关税或限制进口数量的政策，可以保护开发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扶植其幼稚产业，而认其为开发中国家发展产业的最佳途径；二为坚信即使面临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利率也必须压低，俾保证国内新旧产业都能得到便宜的资金，以刺激产业投资。如今看来，坚持采行此等流行发展策略的开发中国家都表现得极差，而台湾却早在一九五０年代末期就扬弃这两种流行策略。首先放弃低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将币值贬至实际水准，并改采单一汇率、推动贸易自由化，以推进国内外工业之合理的分工，致台湾经济由进口替代移向出口扩张。如此一来，不但奠定了台湾经济成长的基础，并且使台湾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当时大胆采取此种违反世界潮流政策者是尹仲容先生，而其胆敢如此作为，则是受到几位学者的说服，其中，蒋硕杰就是顶重要的一位。可惜的是，当时的自由化政策只采行一半，限制进口的“保护主义”仍然弥漫在政府工业策划者之中。就这一点言，蒋先生在其时论文章中时常提及，并深以为憾。无独有偶的，蒋硕杰的好友，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邢慕寰教授，对于此点说得更为明白，他认为，台湾经济自由化的脚步自尹仲容先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去世后，就停止了。他说：“以后的领导人，除了享受外贸改革对经济成长的丰硕成果以外，对其他原有违反自由经济政策的管制保护措施，以后二十余年几乎原封不动。”邢先生又举出一九七四～七八年，中研院财经院士们向政府先后提出三次建议尽速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报告，却只得到政府当局仅仅表示于外表的礼貌，而对他们的建议则不加重视。更令邢先生气结的是，台湾当时几年经济自由化得有进展，真正有效发生作用的，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而苦口婆心的本国经济学家所作的类似建议，政府当局却都当做耳边风。蒋硕杰对于决策当局有意漠视，也积郁在心，亦曾表示“恨不得踢他们几脚”。
尽管对决策当局的漠视深感遗憾，但遗憾归遗憾，为了使台湾经济免于陷入更深的歧途，蒋硕杰本其一贯的自由市场理念，仍然不断的鼓吹，不但运用担任决策当局顾问的机会，结合其他中研院财经院士向有关的重要人士献言，而且也利用新闻媒体宣扬该种观念。前一种方法试图影响决策，后一种方式则在导正舆论。前一种方式如上文所言，似无成效，但自一九八０年开始，后一种方式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所谓的“蒋王论战”，不但曾引起经济学界的一阵唇枪舌剑，而且一般民众也对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好奇。
事件得追溯至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和六日，蒋硕杰先生在《中央日报》发表〈稳定中求成长的经济政策〉一文，阐述控制货币供给增加率和维持利率自由化，使物价稳定和经济成长相辅相成的理念。由于该文猛烈批评凯因斯学派的政策，引发王作荣教授的反击，接着蒋硕杰再就〈货币理论与金融政策〉详细为文回应，文后并劝王作荣教授谨慎下笔。一时之间舆论大哗，不但报社举办辩论，学者们也纷纷为文敲边鼓，更有人以“李斯特大战史密斯”来形容两位主角的立场。尽管辩到后来似乎并无绝对的“答案”出现，但迄今的经济自由化思想之能为学界和许多国人接受，不能不归功于那场激烈论战的影响。事后回想，当时虽然有零星支持蒋硕杰立场的炮火出现，但蒋硕杰本人却觉得“苦寂”，当时夏道平先生曾去函表示钦佩之意，而蒋硕杰将之视为“如闻空谷足音，实引以为莫大鼓励”，而且更盼望夏先生也能“常为文驳斥滥竽充数之经济学家在报端发表之言伪而辩之文章”。蒋硕杰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猖獗，实因行家过于沉默不予痛击故也。”
一九八二年，亦即蒋王论战后的次年，蒋硕杰又在当年的七月十八～二十日，于《中央日报》发表〈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长文，再以另一种方式，将凯因斯的“大幅提高货币供给额年增率，以大量供应资金给工商业”，并应当尽量以“低利贷款方案”，用“五鬼搬运法”这个名词生动的加以比喻。这一次不止引起学界的热烈批评，也惹火了许多工商业者。蒋硕杰此时更觉孤单了，也曾盼望夏道平先生“能响应以解各报围剿之苦”，夏先生也果然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五日于《中央日报》以〈讨论经济问题应有的共识〉为题，就“蒋王论战”作一客观评论，认为要有意义讨论问题，除了参与者须具备最基本条件外，还要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某一层面的共识，而最基本的条件有“共同价值判断”和“纯洁的逻辑思考”两种。至于讨论经济问题，则应在市场法则、货币纪律、长期与短期观点，以及理论与事实等四点应有共识。此文算是对蒋硕杰的呼吁之重要回应，可是似乎没起多少作用。虽然明知吃力不讨好，但是蒋硕杰坚持其一贯的理念，本着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说理，尽力导正社会流行的错误观念。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蒋硕杰于《联合报》发表〈“揠苗助长”的经济政策〉长文，有感而发的指出，不论在落后或先进国家，与“揠苗助长”性质相同的经济政策相当普遍，令人担忧的是，尤其在民主国家，“揠苗助长”性的经济政策更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政治压力。因为搞政治，必须要靠群众支持，可是群众不是都能深谋远虑，而又了解经济成长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数只能见近利，而无长远眼力，若有野心政客以立竿见影之政策相号召，就很容易响应追从。蒋硕杰特别以劳工政策中的工会组织及罢工权为例，以台湾、英国、新加坡以及阿根廷等国为例相互比较，尤其特别着重阿根
廷裴伦（Peron）政府的惨痛经验，殷殷告诫台湾的政府官员及具影响力者，千万勿铸下揠苗助长的大错。观察一直以来台湾环境的演变，蒋硕杰的忧心及远见恐怕可能成真，尤其劳工法令及社会福利方案的一波接一波，看来蒋硕杰的诤言是没有作用的。连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学者之建言都无效，遑论其他名不见经传者的言论！
这里也涉及一个颇为严肃的课题，此即经济学的重要性及经济学家所应和所能扮演的角色。对于第一个问题，蒋硕杰强调“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他以中国大陆共产党实施错误的马列史毛经济政策，使三十余年的经济一无成就，人民一穷二白，而自由世界国家中拉丁美洲诸国也因采取错误经济政策，致人民穷困、成长停滞，唯有物价则腾涨不已作说明。也就是深切了解经济学的重要，蒋先生对台湾优秀青年不愿意踊跃学习经济学而忧心不已。他指出，以前我国的财经首长大都是学理工的，绝少有学经济学的，而父兄们对自己子弟天资较高的总勉励他们去学理工，蒋硕杰以他自己为例，当其年轻时就常受到长辈们质疑为何好天分却不学理工，学经济学做什么，他也认为这是我国好的经济学家所以远比其他科学家要少得多的原因。直到如今，情况似乎仍然不变，个中原因实在值得深思。
至于如何开始研习经济学较恰当，蒋硕杰以他为例，强调学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首要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逻辑和数学是两样必备的工具。他之所以在当学生的时代，就胆敢批评凯因斯、卡尔多、庇古这些当红的学者，就是拜在庆应大学时学了些基本逻辑之赐。他对中国学生不敢正面跟老师们冲突一事，很不以为然。蒋硕杰虽也认为数学是了解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特别提醒，切忌走火入魔、本末倒置地反以数学为主，以致脱离现实，使经济模型失去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就得不偿失了。
关于经济学家在社会上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蒋硕杰认为经济学家如果能够提出正确的主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人民的福利大多与经济有关，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有利的影响太大了。其实，他自己的行事就是很好的印证。对于错误的政策和观念，蒋硕杰总以六亲不认的执著态度提出批判并指正，既不盲目为政府政策辩护，更不会刻意帮特定利益团体或为个人护航。因此，蒋硕杰是海耶克所言的“真正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工程师”，更不是“特定利益者的代言人”了。这也就是纯正自由经济学者的风范，唯真理才是最爱，此由他老早就是蒙贝勒兰学会的忠诚会员一事也可为印证。
对于一般人嘲讽的“三个经济学家有四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们意见纷歧现象，蒋硕杰打比喻说：“同样看天上的一朵白云，有人会说像骆驼，有人却说像罗汉，有人说像棉花。”他因而认为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不足为怪。他又认为，经济学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经济学家最起码应有物理学家的精神。而且，理论要与事实相契合，不能像有些数理经济学家一样，将经济学当做一门和几何学差不多的学问，从几个定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来推演出一些命题来。蒋硕杰不能苟同他们只问这些命题是否合乎逻辑，不问其是否合乎事实的态度。
蒋硕杰木讷寡言，不善言词，每说一句话和每写一个字都再三斟酌。写学术文章固然如此，就是写一篇时论，也是修修改改，精益求精，不到满意程度绝不轻易送出门，因此产量不多，但每一次出击都引起大震撼。已故的张兹闿先生形容蒋硕杰是“君子和而不同”，亦即，秉性是温和的，但不轻易苟同别人的看法，就连对深交的刘大中先生之某些论点，也殊不以为然。此种追求真理和严谨的做学问精神，与一般的世界级大师殊无二致。就是遭遇横逆之时、生病之际，以及在退休之后，也仍本此精神孜孜矻矻作研究。
“道一以贯之”的蒋硕杰—无形且至简至易的“大道”
再重新回顾蒋先生一生的言论和主张，我们会更坚定地认识到蒋先生是道地的“道一以贯之”典型，他所坚持的这个道理简言之就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是回归亚当．史密斯时代的精神，不论是“重视储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因斯政策”、“狭义货币、流量概念”，以及忧心“揠苗助长政策”，都同样指向“反对政府干预、让市场机能充分发挥”这个平淡无奇看似简单的结论。不过，这也是蒋先生的老师海耶克之主张，海耶克的“自然长成之秩序”就是“市场秩序”，而市场则是“无数”的“行为人（个人）”从事行为的场所，只有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个人”才有行为能力，而个人也才可能谋求“自己的”最大福祉，任何其他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可是我们似乎看到实际社会中芸芸众生竟然是茫茫然六神无主的，他们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被塑造的？不论是啥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应让他们重新找回做人的本质吗？而透过讯息的传布、不断地学习、尝试错误和改正，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或许情况还未恶化到如此地步，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谚语，也已生动地点出“知识是散在民间的”﹙海耶克语﹚景象。如此，市场自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可以独断、任意摆弄的，由“凡人”所组成的政府，当然更不可能打“精密调节”﹙fine tunning﹚的如意算盘了。
蒋先生所抱持的市场经济原理，用亚当．史密斯的名言“无形之手”形容颇贴切，也与古语“大道无形”不谋而合。我们知道，史密斯的无形手引导行为（个）人作行为时，隐含着行为人必须遵守起码伦理道德，而“诚信”就是最根本的市场伦理，货币之所以被称为“信用”想必也是基于相同道理。我们在蒋先生的文章里并没发现他曾提及伦理道德这些事，但他强调货币流量、交易媒介功能，或许已认为这些是市场经济里的前提条件，就像人必须吃饭、睡觉这么自然一样，根本无需再提。
蒋先生认为经济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由其道一以贯之来看，应是指截至亚当．史密斯，因为之后的经济学愈来愈往“技术”层面发展，而冠以“科学”﹙指与自然科学相类比﹚称谓，恐怕对人类福祉不但增进不了，反而会形成伤害，特别当凯因斯带头的总体经济学兴起之后，人被物化、机械化压进“数理模型”，可说已完全丧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地指责现代经济学里已经“没有人”了。寇斯﹙R. H. Coase,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常挂在嘴边的“黑板经济学”，海耶克指称的“科学迷”都讲的是同一件事。以数理的包装，加上“严谨”、“科学”的要求，让经济学成为一门或者是极端艰深、复杂化但“与世隔绝”的专业工作，使经济学者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帮凶的学问。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弗利曼在1985年一场演讲的结语：“……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泉源。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利曼所说的经济学，应该是指史密斯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如今大家琅琅上口的“无形之手”、“分工”这些名词说起来简单，但要知晓其内涵却极端不容易呢！
蒋先生再将“储蓄”抓回到重要位置，也使“永续发展”的天长地久之真正长期、也是真正的“人生”理念重回人间，这也是反凯因斯的最关键点。其中涉及的因素有货币应是流量或是存量，以及政府角色等根本课题。强调储蓄并非货币存量理念，而是时间过程中的流量、动态，以及增加价值俾未来人生更幸福的概念，其决策主体是活生生的个人，其中涉及的金融中介也都应是依循市场机制的理念。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世界是极端脱离这个境界的，我们已都习惯于政府控制货币、也对政府干预金融中介习以为常，再加上视货币为存量的观念作祟，以及所谓的“通货紧缩”理念推波助澜，而“增发货币”拯救经济萧条也就理所当然了。这种心态也正是解读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最典型、最被人接受的方式。之后的多次世界经济衰退及金融风暴，也大都被这样的看待，而“增加货币”则是最标准的药方。
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观察，问题的“终极症结”还是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所扮演的角色，而凯因斯理论及其药方就是要政府做强而有力的干预。由此观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凯因斯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中央政府当“老大哥”或当上帝，由善意角度看，统治者都具悲天悯人胸怀，想要拯救苍生，透过政府妥善规划来达到促进全民福祉的高尚目标。结果是，共产主义试验七十年被放弃，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三十年来已届风雨飘摇，而“凯因斯主义”虽在1980年代因“停滞膨胀”﹙stagflation﹚饱受责难，但迄今却在“自由经济”招牌下，以“必要时干预”这个吊诡无瑕疵名词做挡箭牌而愈见活跃。不但“货币国家主义”的地位益形巩固，政府更在许多方面深入触角、扩大干预范围，弗利曼说得好：“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该书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而就某些层次言，可说更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1960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生活。
………
…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型态，而共产主义国家却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们所处的国家之型态。
………
…以美国为例，我确信反转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侵犯个人事务是极为迫切的作法。我们的行为有必要配合我们所说的话。
…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弗利曼的“我们的行为有必要配合我们所说的话”特别值得台湾执政当局注意及深思，毕竟“自由化、国际化”、“松绑”不能沦为口水，有必要尽速落实，不过，也正如弗利曼口中的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所显示的：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台湾尚未成为已开发国家，就已急忙向这些国家看齐、甚至想赶至前头呢！可能因为凯因斯的干预理念深印在有关的有力决策者心头吧！有人也许非常不同意我将凯因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归为一类，因为“干预程度”天壤之别也，不过，此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朱敬一院士1991年一篇文章应可作最佳注脚，该篇时论的标题是〈百分之一的法西斯就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艾罗教授“不可能定理”的应用〉。用在政府干预上，就是“百分之一的干预就是百分之百的干预”，这不也就是我们极熟悉的“五十步笑百步”流行话语吗？
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免更加怀念、也愈加敬佩蒋先生的洞见及勇气，在身为研究生时就看穿凯因斯理论的可怕，而1950年之后更倾全力拆穿凯因斯政策的祸害。其在国际上受到托丙﹙J.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权威学者的围堵，在台湾受到诸多舆论的围剿。尽管四面楚歌，蒋先生还是勇往直前，本着“尽管有人对我作种种污蔑与曲解，我自信我所主张与我所反对都是有一贯的理论与经验之根据的。
孟子曾经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们以同样不得已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以就正于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爱国君子；尤其是要献给正在研习经济学的青年学子们，以免他们在报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辞，而被人彻底洗脑。”
蒋先生不只对那篇文章的写作是这种心情，可说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如今蒋硕杰虽然远离尘世，然其作学问和秉持自由经济学者“唯千万人吾往矣”的维护真理典范，却永留人间，供后学者遵循！对照蒋先生对抗不当政策和舆论的言论与精神，我们真能没有无感于今不如昔之叹吗？难道我们只能在蒋先生“形体虽远，但精神常在”的感怀中唏嘘叹息吗？
—由原载于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经济日报》第九卷第一期文章增补而成。
—二００四年十月修正。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