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聊一聊“诺贝尔奖”

更新 2024-05-31 9:03 AM 人气 315

【大纪元2024年05月30日讯】毫无疑问的，“诺贝尔奖”是人间最崇高的奖项，不过，它也时常遭到批评，而1969年被列入的“经济学奖”更是自始就受到非议。最近重读《史蒂格勒自传》(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书中就有史蒂格勒对诺贝尔奖的看法。

史蒂格勒（G.J.Stigler, 1911~1991）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因对资讯经济理论和公共管制理论的贡献而获奖。他说自己在得奖前，并没有听到任何传闻，只是听到其它经济学家将会获奖的传闻，所以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让他有若“奇迹式”的惊讶。

诺贝尔奖得主备受尊崇

史蒂格勒回忆，在斯德哥尔摩的庆祝会是很棒的盛会。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太太及四个孙子，他的老朋友比恩（Water Bean），以及弗瑞德兰（Claire Friedland）陪他一起参加颁奖典礼。他觉得人们一定会对瑞典皇室致以最高的尊敬，特别是皇室成员包括一位妩媚迷人的皇后。

不过，史蒂格勒却对诺贝尔奖的目的和它为得奖人博得巨大尊崇的理由感到困惑，特别是他在阅读过札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1997年对诺贝尔奖有趣的研究–〈科学精英〉(Scientific Elites)—这一篇文章之后。诺贝尔（Alfred Nobel）当初是希望这些慷慨的奖金，可以提供给得奖者充分的经济独立，以便他们能奉献余生于研究上。可是，即使是1901年时的原始奖金（4万2千美元），也不能提供经济独立所需，而1980年代末的奖金（通常由两个或三个得奖者平分，且自1987年起还需缴税）最多只相当于一位杰出教授一年薪水的三或四倍。当然，得奖人也会因为获奖而有别项收入，在经济学界，演讲费和演奖的邀请会倍增，但这种收入必须去赚取才能获得。

诺贝尔奖的目的，并不是要引起该科学领域的同侪去注意得奖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毕竟平均而言，得奖者获奖的研究成果要发表大约十三年之后，才会得奖。在这十三年间，有能力的科学同侪就已知道得奖人的研究，并应用这些成果了，只有不够能力的人，才会认为得奖对研究目的具有新闻价值。

史蒂格勒认为，诺贝尔奖倒是对具有获奖资格的科学领域，提供了吸引人才的额外诱因。他说，如果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信念是对的，亦即，人们会高估他们赢得任何彩券巨额奖金的概率，那么，诺贝尔奖就可能已稍微鼓励了有能力的年轻学者进入可获奖的领域里，且稍微压低了这些领域的平均收入。史蒂格勒认为，这种聪明才智的重分配，是否对社会有好处，还很难说，因为我们没理由相信，可获奖的领域会吸引到才能较差的人，而不能获奖的领域会吸引到才能较佳的人，盖一切仍依个人预期的边际产值而定。

史蒂格勒认为，诺贝尔奖的主要效果，就是让得奖人在非科学家里获得崇高声望，而在这方面，该奖已显着成功。每年的颁奖典礼受到媒体的广大注意，这一定让每个促销人员嫉妒。对受过中等教育的公民来说，他们不可能了解得奖人的研究成果，也难以找到那些成果和当代幸福的关联性。即使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知道，获得这个荣誉标志的人是科学中的男爵。

诺贝尔奖声誉招惹损害

不过，如此的荣誉提供了什么社会服务？而该声誉招惹了一些损害则颇明显：一大堆由得奖人署名的公开声明集结出版，而那些声明的内容根本不是得奖人熟悉的专业，且这种出版品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公众尊崇的声誉之好处何在呢？

史蒂格勒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遮掩式的抱怨。公众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理由，而发现这些好理由则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尽管很多人会觉得，去取笑公众的行为比发现行为背后的理由更有意思。史蒂格勒是这样推测的：公众想要崇拜在适当行业里的杰出表现，例如运动、军事以及科学层面等。如果有衡量科学表现的客观标准，例如次原子(质子和电子)的发现数量，公众就会以这个基础来选举冠军，而不会去依靠可能犯错的瑞典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可是，这是他们目前拥有的最好准绳，因而他们把荣耀堆积在得奖者身上。

史蒂格勒问说：为什么公众要对各领域的杰出表现给予喝采？难道他们拥有一个崇拜基金，必需把它用掉？他的推测是：这种喝采是希望刺激各领域真正重要的成就。而重大的科学成就经常是高风险工作的成果。这种引出学术圈中的重大成就之诱因结构，总是依赖于声望和研究设备。即使是在前五十名优秀大学里的最高薪教授，他的薪水也很少是最低薪教授的三倍。既然瑞典学院愿意集中焦点于少数几个人的杰出成就之声望，自然有助于矫正大学和当前社会平等主义结构之弊病，从而得以提供诱因去进行高风险的研究。

这样看来，诺贝尔奖得奖人数未能与可获奖的科学领域数目维持相称的增速（得奖人数太多），并非重大缺失。而重大缺失之一是它排除了一些知识上的竞争激烈、且历史上曾大放光彩的科学领域之获奖资格。因此，至少到1980年代末，史蒂格勒指出，像拉帕勒斯(P.S. Laplace）那样伟大的人，都没资格得诺贝尔奖，因为天文力学尚非该奖涵盖的科学领域。史蒂格勒自忖：不知道许多其他的奖项(如数学界的Field奖)是否足以满足这种需求？

诺贝尔奖的由来

诺贝尔为何要出资设立此奖？据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钜着《石油世纪》（The Prize）中记载，诺贝尔家族是石油大亨，发明火药的阿佛烈．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学和财务上都天赋异禀，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纪建立了一个从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药帝国，没想到却被野心家用作杀人利器，而且火药也使战争更为残酷，死伤者更众，因而发明火药的诺贝尔备受谴责。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 1831-1888）在法国度假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有些欧洲报纸把诺贝尔兄弟搞混，误将路德威当成阿佛烈，于是阿佛烈读到自己的讣闻，也发现报纸把他称作“火药大王”，盖棺论定他是凭发现新杀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贩子”（或谓刽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颇感悲痛，也因而惭愧、省思，于是改写遗嘱，捐赠一大笔款项成立“诺贝尔奖”，一九０一年开始颁发。

依诺贝尔遗嘱所设立的奖项，原先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成就”，并非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针对重大“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

经济学奖的出现

获颁诺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稀松平常，而历年来的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其一生至高荣誉。既然诺贝尔的遗嘱里只设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现今每年颁发的经济学奖当然是后人新设的。

原来它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于一九六九年开始颁发。此一新设的奖项，基本上给奖标准是比照原先的五种。依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该奖项每年颁发一位在经济学上有杰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不过，有许多次，当年的得奖者不只一位，而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励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究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设立，但其被世人重视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种奖项，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视为最高荣誉。可是自该奖诞生以来，“异声”似乎未曾间断，最大的反对声浪是认为，经济学奖不应与其他奖项一起颁发，因其非诺贝尔本意，意义显然不同。这种反对意见并无实质内涵，只具“形式”意义而已。比较有力的反对意见，乃认为经济学并非“科学”，连经济学界都有人这么主张。有趣的是，这种主张最具代表的人物却是一九七四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经济学家缪尔达（Gunnar Myrdal, 1898-1987）。

缪尔达在接受了诺贝尔奖之后，愈想愈不妥，于是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只不知他是否将高额奖金退还给主办单位）。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关于这一点，相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的反驳最具代表性。

经济学是否为科学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应美国德州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讲述其走上经济学术的心路历程，在表明其怀疑“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时，特别就缪尔达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攻击提出驳斥。弗利曼说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他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是一样。

基本上，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但是光凭这一点，仍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举例来说，大气科学是一门公认的科学，但几乎是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然而仍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经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

弗利曼举统一前的东、西德为例，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指出其系控制实验的优良例子。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文化、遗传基因皆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类似这样的控制实验，也见诸于共产中国与台湾，或回归前的香港，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对照。

弗利曼进一步认为，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轾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

弗利曼再以星战计划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为例，指出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地，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量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弗利曼强调，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

其实，弗利曼认定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科学”，早在一九七四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学派〉文章已强调，而且将之列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第一种特色。弗利曼说，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是经由应用、检定、改进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而成，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弗利曼之所以强调这一个特点，尚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此系芝加哥学派与奥国学派的重大差别所在；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经济学能够成为实证科学，乃使其在社会科学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经济学在一九六九年开始，被列为诺贝尔奖的颁授对象，因为唯有能够实证，才可拿出证据来赞同或反对某些政策，也才使经济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推手

如果说经济学家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所青睐，缘于经济学是门实证科学的话，那么，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七届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的会长演说词──〈经济学家和国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贡献非凡了。

该篇演说对于经济学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实证研究，极表不满和不解。当时，史蒂格勒说：“两百多年来，国家的经济角色一直受到学者的注意，但却未引起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我相信，在欧陆和英美的文献中，终年不断的辩论总脱离不了抽象的谈论范围。经济学家既不想弃问题于不顾，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着，他提出数个疑问：“为什么坊间有关如何评估资产的文献汗牛充栋，却没人就管制团体对价格和费率的影响做出评估？为什么指责侵犯个人自由的言论声浪震天，却没人积极探讨各项福利措施对所得分配之影响？为什么我们一直甘于让政策问题留白？”在提出这些疑问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我们需要一套有关政府行动的正式理论，或是一系列关于政府和私人控制经济活动之比较利益的实证研究。”

史蒂格勒特别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响层面最深、最广，而想要政府能够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证据显示公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在“拿出证据”之后才能大声说话，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权、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实证研究显得特别重要，而在当时，许多数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经出现，史蒂格勒兴奋地比喻说：“数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进的大炮代替了传统的弓箭。”他更进一步地指称：“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事实上，我认为所谓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杰逢斯（W. S. Jevons, 1833-1882）或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理论革命，比起势力愈来愈强大的数量化牵连之广，只能算是小改革罢了。我认为，经济学终于要踏进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由于有此体认，史蒂格勒在该演说的末了说：“我对于我们这一门学问的光明远景感到无限欣慰。……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学，证明我们的数量研究，无论在影响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尝试的勇气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渐扩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无可避免地、无可抗拒地进入公共政策的领域，并且，我们将发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之后，我相当确信，我们将会变成民主社会的中坚人物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领袖。”

其实，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吁重视实证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便已经以身作则率先从事有关〈电力管制和证券市场管制〉的先锋式实证研究，也由于亲身体验到“拿出证据来”的重要性，才有感而发地发表该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诺贝尔奖首次颁给经济学家，而得奖的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专家”──弗瑞希（R. Frisch, 1895-1973）和丁伯根（J.Tinbergen, 1903-1994）。由这个事实，也可印证实证经济学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晚近，年轻一代的芝加哥学派健将、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黑克曼（J.Heckman, 1944-）更是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可能会有所进展”。

实证经济学是争论关键

因此，尽管芝加哥学派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不认同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实证科学，弗利曼却将实证经济学列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一项特色，并特别强调它，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议题，已故的蒋硕杰（1918-1993）院士在《诺贝尔经济奖论文集》的序文〈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结晶〉中，也持非常肯定的看法，强调“经济学究竟是一门历史较短的科学，而且是非常难得实证的科学。”也提到自然科学家讥评经济学不科学并不公允，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学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值得最聪明的人去研究它。由蒋先生的字里行间，依稀嗅出其对诺贝尔奖颁予经济学以拉拔经济学家的地位，持高度肯定。

由上文所提，中外诸大师的说词，已可驳倒缪尔达等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调，因而以经济学非科学，并不够格加入诺贝尔奖行列的说法不能服人，而且也不是关键所在。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在萨缪尔逊等人的带动下，不断引入自然科学的分析法，以及在凯因斯的带领下，经济学家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公共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本来就已具相当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再以如此崇高的诺贝尔奖桂冠加在头上，是否会让仍为凡人的经济学家过分膨胀，以致提出错误的政策而荼害广大民众？就这一点应该才是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价值的关键。说也真巧，与缪尔达同时获得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就曾针对此关键点发表振聋发聩的演说。

海耶克的传世诤言

如上文所言，原本是希望奖励特殊成就的诺贝尔奖，已反客为主成为褒扬得奖“人”，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容易理解海耶克在诺贝尔奖受奖宴席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已设立，被选为联合得奖者之一的人，当然会深深感激；经济学家当然也对瑞典中央银行如此重视他们的学科，以致授予这项最高荣誉，同样感激。但是，我必须承认，如果当初被问到是否要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断然反对。第一个理由，我怕这样的奖会像某些庞大的科学基金活动一样，势将助长时髦的学风。这个忧虑，现在由于我这样一个不合时潮的经济学者居然被选为得奖人而消失。可是，我的第二个忧虑，仍无法同样的释然于怀。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如果一个人的业绩落伍了，同行的专家马上就会轻视他。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使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奖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逊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力以外对于公共事务表示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夏尔（A.Marshall, 1842-1924）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特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在这段话中，海耶克的两点忧虑，一是担心诺贝尔奖将助长时髦学风；二是经济学者影响层面甚广，谁都不应有资格获得“权威”的标签，否则由于得奖之后所引发的膨胀，势将有害于社会。海耶克本人因其在不合时潮时获奖，故免去了第一点忧虑，但由历年来得奖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却仍然存在，尤其曾有几年相继密集地颁给热门时髦的财务金融学者，更可证实海耶克的忧虑。当然，我们并非否定该学门的价值，只是质疑诺贝尔奖锦上添花，甚至推波助澜的必要性。

至于第二点忧虑，一直以来都存在，因为绝大多数的得奖者都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上文所提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共产世界的惨痛经验固不必谈，就是自由世界里也例证斑斑，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予政府庞大“权力”的凯因斯理论。可是，为何迄今该理论仍然甚为风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脑中根深柢固，纵使有心去除，当事人也已无力，再加上诺贝尔奖对经济实证科学的肯定，更使对新一代的教育无法还原经济学本质，甚至陷于如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 1919-2013）严厉批评的“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扎扎实实的哲学基础，因而无法使经济理论与我们的人生发生适切关联”。

真正的经济学家

有趣的是，主张经济学是实证科学者认为唯有抽离主观因素，将实证知识资源由臆测中分离出来，才能免于流为空谈或政治的偏误，也才能与实际人生联结。而持反对经济学实证科学论点，主张回归人文精神者也同样强调经济学应切合实际人生。为何目标相同，但观点却南辕北辙？由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1907-1995）先生对经济学家的分类，可得知梗概。

夏先生依循海耶克的分法加上第三类，而将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一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统称为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着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某人或某一集团，而为某人或某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为捍卫他自身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可想到：他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他无视于，至少轻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种种的主观意志表象。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些物料预先做成一个模型（或出于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人的行为所形成之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分工合作和谐互动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并非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绝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行为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智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分散在社会的知识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所以非团队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扩大的基础。如果引用亚当．史密斯（A. Smith, 1723-1790）的话，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引用海耶克的话，则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去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这些论点应用到经济领域，便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