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23日讯】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出乎意外的，于1月17日出现在最认为对他最不友好的场所—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简称WEF），而且还发表演讲。
集体主义渗入西方世界
他一开始就说：“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
米莱接着说，近几十年间，受到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于特权阶级的人所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他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解决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方法，相反的它就是问题的根源。米莱认为阿根廷人有资格来证明此论点，因为阿根廷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实验场。他指出，阿根廷在1860年采用自由模式，35年间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但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根廷转而拥抱集体主义之后，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统性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140名。
米莱进而以全球历史数据来展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只是结束世界贫穷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符合实现道德的制度。
摊开经济进步历史，可看到从西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一直维持固定，但自从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起，财富就呈现爆炸性增长，而且是持续加速的成长。从西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年增率始终维持在约0.02%。从19世纪开始，伴随工业革命，年复合增长率达0.66%，依此速度，人均GDP翻倍，约需107年。1900到1950年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人均GDP翻倍只需66年。到1950年至2000年间，增长率又提升为2.0%，全球人均GDP翻倍只需33年。再观察2000年至2023年，增长率又提升至每年3%，在短短的23年内就可使全球人均GDP翻倍。这也就是说，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在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超过15倍，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资本主义让人类摆脱贫困
米莱特别提醒说，1800年时，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前降至5%。此明显可知：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相反地，它是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米莱认为这些实证证据无可置疑。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向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也就是“不公正”。米莱认为，左派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它是利他的，米莱指出，“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也因此，左派倡导社会主义，这在近来才在发达国家变得时髦，但在阿根廷却已老生常谈超过80年。
米莱指出，社会主义既不公正，也不促进整体福祉。相反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暴力的。社会主义不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得到资金，而税收则是强制征收的。税负越高、强制力越大，自由度就越低。米莱指出，那些倡导推动社会正义者，认为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馅饼。但这个馅饼的大小并不是既定的，就像柯兹纳（Israel Kirzner）所说的，市场发现过程中产生了财富。若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改进来迎合市场需求，否则生意将失败，若它们生产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它们就会生意兴隆并生产出更多商品。
米莱强调说，“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不过，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资本家就会灭少生产，馅饼将会变小，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集体主义就是经由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终而绑住企业家手脚，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与服务。
米莱问说，对于资本主义这样的经济制度—一种不只让全球90%的人口摆脱赤贫，且以越来越快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平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
米莱进一步说，多亏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时刻。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为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更是如此，而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制性国家富裕12倍。自由国家中所得最低的10%群体，比压制性国家的90%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国家的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长25%。
自由主义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米莱说他所谓的自由主义，是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所说的，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基本内涵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来达成。”也就是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不是剥夺他人的财富，而是为社会福祉做贡献。总而言之，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也就是米莱为未来阿根廷施行的模式，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亦即“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接着，米莱就他所说的“企业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已被证明是消除全球贫困的卓越工具，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为什么他又说“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作了解释。米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某些政治和经济部门，本应捍卫自由市场、私产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价值，却由于在理论框架的错误、或者对于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开大门，而这可能将我们置于贫困、苦难和停滞之中。”
社会主义带来贫困、苦难和停滞
米莱语重心长地警告说：“永远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不管在哪里，始终都是一个导致贫困的因子，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它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还导致１０亿人死亡。”
他又说：“西方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只是即使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甚至是在有压倒性的实证证据之后，仍然倡导导致贫困的社会主义那些人，以及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以错误的理论，破坏了给予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和繁荣扩张制度的基础。”米莱明确指出，该理论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该理论设计了一套工具，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终究是为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开大门迎接。
米莱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该理论就以“市场失灵”而引进政府的监管，但这只有形的手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也因而阻碍了储蓄、投资和成长。米莱指出，问题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灵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接着说：“市场不是描述供需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灵是矛盾的。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新古典经济学为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铺路
就因为如此，米莱建议那些认为市场出现了失灵者，赶紧去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若他们发现不是这样，他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毕竟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他举例说，经济体系中的产业集中（垄断、独占）是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市场失灵。米莱认为，如果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成长。这种被称为垄断的现象，使经济不断成长，使极端贫困从95%降至5%。
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会认为创造如此多福祉的东西是市场失灵呢？米莱对该理论学者当理论失败时怪罪于现实，而不去改变模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灵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这样做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大门，也阻碍了经济成长。举例来说，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他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将会自动地破坏经济成长。换言之，每当你想要纠正一个所谓的市场失灵时，由于不了解市场是什么，或是因为沈迷于一个失败的模型，你就在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将人民置于贫困之中。
不过，米莱感慨地说，面对国家干预是有害的理论证明，以及显示其失败的实证证据。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于是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至我们所有人都变穷，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社会主义者转向“社会冲突”课题
鉴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惨败，以及无可否认的自由世界之进步，社会主义者被迫改变了他们的议程。米莱指出，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而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男性与女性之争。米莱表示，自由主义已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是基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人人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他认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如：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此一议程的国际组织。”
米莱说，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冲突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他们声称人类破坏了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地球。他们甚至主张人口控制机制或血腥的堕胎计划，而这些有害的想法已在我们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米莱指出，新马克思主义者设法渗入西方世界的常识，经由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目标。米莱认为国际组织可能是最严重的，因为这些机构对作为多边组织成员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着巨大影响。不过，米莱感到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人敢于发声，因为如果不真正且果断地对抗这些观点，我们唯一的可能命运是，增加国家管制的力度，于是社会主义、贫困和减少自由就接踵而至，我们的生活水准就会变得更差。但米莱却又表示不幸，因为西方已开始走向这条路。
米莱清楚明白地说，他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暗示西方已转向社会主义似乎听起来很荒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传统经济的定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米莱却认为该定义应依当前形势进行更新，因为时至今日，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各个面向。
社会主义近亲繁殖成多重面目
米莱指出，现今国家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管制等政策来纠正所谓的“市场失灵”，就可以控制数以百万计个人生活和命运。现今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些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提议，不论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等都是如此主张，因为它们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即便名称不同，本质都一样，它们都声称国家应操控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捍卫的都是与那个引领人类走向史无前例进步的模式相反的模式。
最后，米莱表示他之所以参与会议，是要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而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成长的基本要素。至于集体主义所产生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关于这些，阿根廷人有着非常切身的了解，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
米莱再强调，自从阿根廷人决定放弃让他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他以切身经验警告，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勿重蹈阿根廷覆辙
米莱意有未尽地说：“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 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 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不要听任何人说，你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的福祉。
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进逼。国家不能解决问题；国家本身就是问题。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自由万岁”。
米莱在短短时间内以不到五千字的演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人类面临危急存亡的课题，并以“真正经济学家”之姿明确点出问题根源，且以近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和近80年来阿根廷奴役社会的惨痛经验，呼吁世人坚持或重拾自由主义、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体系，拒绝并放弃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国家政府集权、管制干预的体制，才能将处于奴役社会边缘的人类社会转回繁荣、成长且永续社会。
让国家政府扮演正确角色
问题的关键就在“国家政府的角色”，正如米莱所言，现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各种变种，都是要“国家操控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们已渗入西方世界的常识，经由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目标。他指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市场失灵”理念就是祸首，而该理论正是现今标准经济学教本的主角，经由供需图形和数学方程式的推导就能轻易得出市场失灵，且以“独占”、“资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共用财或公共财”四种实际现象来解说，于是赋与“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实权。此外，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出现的凯因斯理论也赋予政府“创造有效需求”且“精密调节”经济的任务，用的借口也是“市场失灵”。正如米莱指出的，现今国家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管制来纠正，于是控制各个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其实，米莱所说的都不是新鲜事，至少“奥地利或奥国学派”学者都早已出了很多书驳斥指正过了，其中以米塞斯和海耶克最具代表，而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 Coase)更对“市场失灵理论”以“黑板经济学”嘲讽之，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则大力宣扬自由经济理念且亲身当说客全球奔走，期待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落实全人间。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领衔的“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政府失灵”来否定国家政府的主导管控能力，也认为政府不但不能匡正市场失灵，反会让其扩大。
米塞斯和海耶克对抗社会主义
这里有必要将米塞斯和海耶克对抗社会主义，并防止其渗透美国的努力重述。我们知道，反对政府干预者所信奉的是资本主义或市场机能，或者是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今则被强加指责认为是“市场万能”论者。其实，政府干预或管制，往往不知不觉落入“全能政府”而不自知。平实而言，“市场万能”或“全能政府”指涉的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么？”以及“个人自由”究竟是如何的问题。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制》(Bureaucracy)〈前言〉开宗明义：
“当今社会与政治冲突的主要议题是：人是否该抛弃自由、私自开创进取和个人负责的精神，而选择屈服于社会主义国—一个执行强制与胁迫的巨大机构—接受其监管？独裁的极权主义体制是否该取代个人主义和民主体制？公民是否该被改造成为顺民，在一支全民强制劳动队伍里当下属，无条件遵守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该被剥夺最为珍贵的选择权，不准他选择自己的手段与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
米塞斯将之化约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所隐含的根本问题—在人的行为过程中，有无可能使用经济计算的工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他在1944年运用人的行为理论于历史观察，写成《官僚制》和《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总体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两本小书来诠释，前一本藉由比较与分析营利事业的利润管理制和政府机构的官僚管理制，两者运作方式的本质差异，为一般读者介绍这个根本问题。
后一本《全能政府》则以国家至上主义概括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明确表示“国家至上或政府掌权者与官僚至上”，来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本质“消费者至上”或“消费者主权”或“公民自由至上”作对比，来凸显问题之所在。
米塞斯曾区分社会主义（生产手段公有、没有生产手段市场与价格的社会分工生产体制，包含市场与价格名存实亡的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和苏维埃的共产经济计划体制）和干预主义（政府干预企业、逐步弱化生产手段私有权、弱化听命于消费者的市场有效应用经济计算分配生产手段的功能），并且指出干预主义终究会趋向社会主义，有时在使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时，也包含干预主义的意思。在这本书中，米塞斯就以国家至上主义一词概括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
本书一开头，米塞斯就指出造成世态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其有害的教条主义”，此即“人们大多没雅量，来容忍他人批评自己所钟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
他特别指出，经济学家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仅针对选用的方法认为不合适，并未质疑想要达成的最终目的。人们不愿承认，如果采纳经济学家的劝告，而不是漠视它，就可能更容易达成目的。不过，人们对胆敢批评他们所钟爱的政策者，一律称之为“他们所属国家、种族或团体的敌人”。
反对干预的经济学家受到抹黑
米塞斯就举经济学家断言“最低工资率并非提高赚取工资者生活水准的适当手段”为例。指出“经济学家既不是劳动的构陷者，也不是劳工的敌人”，正好相反，经济学家是建议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来改善赚取工资者的物质幸福，正是为他们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又写说：“指出每一个人都从资本主义的运作获得好处，并不等于辩护资本家的既得利益。”而一个在四、五十年前主张保护私有财产(私产)制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在为“当时的”富有者自私的阶级利益而奋斗。该经济学家是想让那些和他同一时代、一文不名、没没无闻，但具独创能力者，得以自由发展所有如今使得一般人生活更为愉快的新产业。不可讳言的，许多这些产业变革的先驱变成富翁，但他们之所以变富，是因为他们供应一般民众喜欢的汽车、电冰箱、电影、飞机等等，以及各式各样虽比较不令人惊叹，但同样有用的新创产品。这些新产品，肯定不是政府办公室和官僚的成就。米塞斯指出，到194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样技术进步能归功于苏联人、俄国人当时的成就，顶多是偷窃、抄袭外国资本家的某些创新进步，而这些资本家还不断被俄人贬斥。
米塞斯在当时就指出，人类尚未达到科技完美的最终地步，还有大量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准的空间，而创造与发明的精神种籽永远存在，但它只有在经济自由化的地方，才会繁荣兴盛，结出果实。他进一步说，如果经济学家证明一个国家处理其对外贸易政策或国内少数民族的方式，其实是伤害它本身的根本利益，该经济学家也不是该国和其人民的敌人。谩骂不当政策的批评者并质疑他们的动机，米塞斯认为是无济于事的，只可能压制真理的声音，绝不可能使不适当的政策变为适当。而极权统治的拥护者，将反对者的态度命名为“消极主义”，他们自以为正当他们呼吁改善令人不满的现状时，反对者却执意让祸害继续存在。米塞斯指出，这是以心胸狭隘的官僚观点，在判断所有社会问题，只有官僚才会认为，唯有设立新的办公室、颁布新法令并增加政府雇员，才能称为“积极有益”的做法，其余一切都是消极不作为。
米塞斯强调，“经济自由方案，不是消极的方案，它积极想要确立和保存”，它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及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它积极想要维护自由竞争和消费者主权。米塞斯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所有旨在废除未受干扰的市场经济，而代之以政府控制的措施。”他说：“放任自由、并非意味让祸害继续存在，正好相反，它意味不要干预市场的运作。因为干预必定限制生产成果，从而使人民变得更穷。它并且意味：不要废除或瘫痪这个，尽管遭到政府与政客所设下的无数障碍阻挠，却仍然已史无前例，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准的资本主义制度。”
米塞斯观察到，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国政府和国会，一直热中于阻挠市场运作、干预商业活动，而且热中于使资本主义瘫痪，毫不在意地忽视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筑起贸易壁垒、助长信用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采取价格管制、最低工资率和补贴政策。他们把课税变成没收与剥夺。他们宣称，无所顾忌的支出，是增加财富与福祉的最佳方法。
不幸的是，当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产生如经济学家早就预言的不好后果时，舆论并未谴责他们所钟爱的这些政策，反而怪罪资本主义。在群众眼里，并不是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本身，才是经济萧条、失业、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独占与浪费、社会动荡与战争等等的根本原因。
当代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实为社会主义者
这是因为当时“反自由主义伪装成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且掳获一般民心。这些“自称的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政策方案，完全违背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他们贬斥生产手段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热烈支持进步主义的经济管理办法，为实现全能政府奋斗。他们欢呼、推崇每项赋予官僚和政府机构更多权力的措施。任何人如果没和他们一样偏爱严密组织与控制人民，都被谴责为反动分子和经济保皇派。米塞斯指出，这些以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自许者，天真地深信自己是真正民主派，但他们的民主概念和19世纪的民主概念恰恰相反，他们混淆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不仅没看出两者不相容，甚至相信唯独社会主义意味真正的民主政治，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
对于迄1940年代所有维护和平的努力之所以都未能成力，米塞斯认为原因在人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即不明白只有一个纯粹、完美和未遭阻挠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才不会有侵略和征服的诱因。在“国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贸易壁垒和移民障碍、外汇管制和剥夺外资的时代，几乎每一个公民基于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国政府可能用来伤害他的这些措施遭到废除。所以，几乎每位公民都渴望本国军事力量强大、领土扩大，至少意味他得以解脱某个外国政府所施加的各种祸害。19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都热中于委给政府更多权力，扩大政府强制与胁迫领域，热中于以国家名义压制个人的一切活动与努力，在“经济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至上主义下，政府控制愈来愈多的商业活动。
米塞斯察觉到1940年代已是个人主义让位给全能政府的时代，人民服从国家至上主义，允许政府管理人间一切事务，深信政府将使人间变成天堂。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最为先进的国家，甚至公民个人的闲暇时间如何使用，也被认为是政府的工作，德国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国家，而当时人类文明危机的焦点就在德国，它一直是国际和平的干扰者，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的战争。在西方国家的人民没准备抛弃他们的“国家至上主义政策”，他们国内的经济民主主义，以及他们彼此间的经济战就停止不了，也将不可能缔结和平的国际关系，而更为惨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可能发生。有鉴于此，米塞斯乃撰本书，探索描述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与事件，以致形成当时德国与欧洲这样不幸的事态。
米塞斯一生坚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极力证明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行，他在1922年就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虽然一炮而红，却让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讨厌他。
当1930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即将取得胜利时，米塞斯明白其随即会威胁奥地利，一旦纳粹占领奥地利，盖世太保一定会找他，于是在1934年，米塞斯迁居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期间，他写出了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写成英文出版。该书第235页里写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而1948年之后大学课堂里的“经济学”几乎都是萨缪尔逊(P.A. Samuelson)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Economics)之模式—标准的“凯因斯经济学”，就是政府可精心调节整体经济，虽然仍然强调“市场”，但其实挂羊头卖肉，赋予政府以各种政策来“干预”，骨子里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配合当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整个美国都被社会主义淹没而不自知。经历社会主义奴役社会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纽约时惊觉事态严重，赶紧在1944年写出了《官僚制》和《全能政府》两本小书力挽狂澜，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动不了潮流，自己还备受冷落，无法在大学谋得正式教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F. A. Hayek)这位奥国学派第四代掌门人，在1944也写出《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畅销全球的书，该书也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其影响力虽然远高于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却备受学界冷落。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对当时的美国人是思想上一种新的感染，他们对于罗斯福的新政狂热仍在高潮中，那时有两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们对这本书颇感兴趣，但从未读过它，他们只是有听到这本书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另一群人则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正中了集体主义的毒，感到这本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这是他在英国从未经验过的，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他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国芝加哥，并不是由芝加哥大学聘任，而是受“社会思委员会”所聘。
政府干预、国家至上难被撼动
米塞斯和海耶克这些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而米塞斯一生致力于揭露真相，一辈子捍卫保护私产、公理正义之前人人平等、主张市场自由，却被像个国家政敌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对米塞斯的学术遗产心存疑惧。为什么？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亚斯･马夸特(Andreas Marquart)两位德国学者在2014年出版的《国家偷走我的钱》一书告诉我们：“显然他们害怕，万一人民知道真相，发现原来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干预，经由事实证明是错的，根本弊大于利，那么他们恐怕就会沈沦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进一步要问的是：为什么奥国学派的理论从来没被一般民众听说过呢？该书认为：“其一，对国家与政坛人士来说，奥国学派理论让他们感到超级不舒服。而且因为还没有人成功反驳过此学派的学说，所以让这些东西销声匿迹是最简单干脆的方法，不准教导，也不许在课堂上讲授。无论是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们自己（必须）传播的知识是不良理论也都噤声不语，因为太啰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作者设身处地为这些教授想：“如果他们对国家统治提出质疑，他们还能继续坐在位子上吗？因为这些议题是禁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不仅寻觅教职难，个人收入与学院名声都会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样─终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不曾在那些学校成为正规教授。
最让国家和政坛觉得如芒刺在背的，是奥国学派对于市场经济货币制度的大力提倡，如果该主张能落实，必须禁止无中生钱，还要关闭中央银行，因而央行和银行业者会全力反对。如果真的实现，谁来付钱给那么多的财经专家？他们可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字字句句都在为国家的货币政策护航，有的还被包装成重量级顾问。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为国家货币捍卫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学者生涯就是建立在这些理念上，而且他们也要养家活口。
让米塞斯和海耶克著作广为流传
绝大多数的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对此早已了然于心，他在《官僚制》书中就这样写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花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注的焦点只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
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俗话说：“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观念”是也。凯因斯也在《一般理论》的结语中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实行家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凭空臆度的狂人，也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里导出他们的妄想。”
如今凯因斯干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干预主义盛行，主导政府政策，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为了截窒世下流，让奥国学派理论重视人间是一项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说的：“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并非想把每个人都变成经济学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发挥其身为国民的功能。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事关文明发展的未来出路，而这无法由内战或革命来决定。这是一场理念之战，而民意将决定这场战争的胜与负。”
让广大地球人理解“消费者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能福国利民，而“国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预主义的“全能政府”则会引领世人迈入“奴役之路”，正是当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务，而将米塞斯和海耶克的著作推销出去是一条终南捷径。
期待米莱义无反顾勇敢向前行
米莱的这篇演说不就是米塞斯和海耶克等奥国学派理念的浓缩版？简短意赅、清楚扼要，让我们好好将之推销出去吧！
第一位华人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已故经济学家蒋硕杰院士，在1983年曾强调“经济学实在是关系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而错误的经济理论政策若被实施，则生民涂炭就是下场。他举共党中国实施马列史毛经济政策，致三十余年的经济一无成就，人民一穷二白，而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诸国，尽管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因采取错误经济政策，致人民穷困、成长停滞，唯有物价腾涨不已。四十年后的今天，米莱也讲出同样的话，其实1978年共产中国的邓小平“放权让利”经改和智利皮诺契特军政府的经改，都向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倾斜，都曾获良好成果，也都证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是福国利民体制，但为何都无法持续而走回头路重现奴役社会？实在值得世人严肃深思。
如今米莱本着真正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说理，尽力导正社会流行的错误观念，并亲身投入政治将正确理念化为政策实际执行。在横逆处处、困难重重下，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进行，我们能不给予掌声予以声援，并期盼其披荆斩棘，早日见到改革成功、让阿根廷回复繁荣、人民过好日子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