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7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综合报导）通常情况下，外交官总是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外交风范”也用来形容一个人礼数周全，通达人情。可是近年来，中共外交官突然亢奋起来，大喊大嚷没有风度不说，还扮演了中共宣传部的角色，直接与国际社会对抗，被称为“战狼”，此一词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博社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写下新书《中国的文装军队：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美国的中国时事网络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近日采访了马丁。
在采访中，马丁表示，中共外交官宁愿没有脸面，也要装扮“战狼”，对抗世界，是因为中共外交最初就有如军队般严格的纪律，中共外交官只能照本宣科，遵照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来表达忠诚。另一方面，中共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方国家软弱，就算做了国际社会大加讨伐的事情，也不会受到实质性惩罚。
采访中马丁还提到，中共外交官有一个经常犯的毛病就是，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都像中共一样，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个系统。
中共外交机构军队化纪律严格
马丁在采访中认为，在中共的各个部委中，外交部非常特别，有自己一套独特的军队文化 （Martialethos），这使得中共外交官行事如同穿着便装的军人。
马丁说，周恩来是中共外交的奠基人。从一开始，他就在外交部确立了军事纪律。周说，中共建政后，虽然军事斗争已经结束，但提高中共的国际声誉和巩固政权地位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共外交官必须对党非常忠诚，有不折不扣的纪律，在中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他们需要表现出战斗精神。
从一开始，北京就敏锐地意识到它的政权很脆弱，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和警惕性。因此中共外交官需要遵守大量的保密规定，并遵守诸如结伴而行、严格遵守谈话要点和行动前征求许可等规则。所有这些都是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产生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马丁说，中共体制为中共外交官设定了一个上限，使得他们只能照本宣科，缺乏即兴发挥的能力，总是要紧紧抓住谈话要点，他们的上级如何评价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成为第一要务。
马丁表示，特别是在那些中共与世界发生冲突最频繁的时期，此时，中共外交官更有可能关注他们如何能够保持安全，并站在中共政治制度正确这一边，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行动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形象。因此，他们经常会发表宏大的声明，支持北京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他们会本能地反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批评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想避免在国内显得软弱。
例如，杨洁篪可以引用《纽约时报》，用完美的英语说话，与人开玩笑，可以很有魅力。但在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中，杨洁篪扮演起了战狼，高声指责美国，而不顾丢失形象。
中共外交说变就变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一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有时表现强硬，有时又表现什么都可以商量。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在国际上很孤立，没有什么外交关系，需要外部世界来证明其合法性，还需要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以确保其利益。因此，必须想出一个外交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满足一个封闭和偏执的政治体系的需要，同时也要以一种更开放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沟通。
这就是周恩来在1950年代中期，与印度讨论时采用的一套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万隆会议上公开重申了这套原则。
但到了今天，中共的行为几乎都与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冲突。比如中共官媒公开批评外国政治制度，外交部发言人宣扬是美军传播的新冠病毒，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散布虚假信息，这些与中共口头上所说的“尊重主权”和“每个国家都有管理自己事务权力”格格不入。
马丁还举例说，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外交官们退缩到他们的硬壳里，变得非常、非常抵触西方。此后不久，因为中共需要更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其经济。此时，中共又可以搁置领土争端，甚至可以忽略西方对天安门大屠杀的批评。
但是到了今天，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打算继续巩固党对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控制，他称中共在新疆的政策“绝对正确”，他经常谈到中国到2050年将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及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一寸领土的决心等等，又回到强硬一路。
西方绥靖政策给中共自我膨胀
马丁认为，中共近年来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南海的人工岛军事化等等一系列举措，中共宁愿承担指责，也不愿意放弃行动。原因有二，一个是中共觉得越来越“自信”，二是西方社会雷声大、雨点小，即使中共如此作为，西方可能会提出抗议，但并没有真正的胆量去采取任何行动，对中共造成实质性伤害。
中共这种信念植根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美国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未能采取果断行动。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划定了红线，但没有真正执行。西方眼睁睁看着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却无法阻止。最近的冠状病毒，西方国家也没有防止它的蔓延。
那么中共就会认为，当我们拥有党国的全部力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支持时，他们为什么能够阻止我们的野心？
就连中共外交界内部人士也认为中共已经玩过头了，但中共依然我行我素。例如，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与四国集团、七国集团结盟，显示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然而，中共仍然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继续使用胁迫性的经济手段，惩罚它们。
特别是欧洲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中国与欧盟花了7年时间来谈判投资协议，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它阻止了美国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也有可能为中国与欧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铺平了道路，这些都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实质性成果。然而，随着中共对欧洲立法者的制裁，这个投资协议已经搁浅。
马丁表示，自2012年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共这种“自信”已然闪亮登场，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从未见过的变化。中共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共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受益者，而美国是一个失败者。
中共外交官的一把手情节
马丁认为，中共外交官经常犯的毛病就是，认为世界其它国家都像中共一样，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整个系统。
比如对待川普政府及其背后的民众支持力量，中共认为如果能够直接和最顶端和正确的人交谈，无论是川普或他的女婿库什纳，或英国的约翰逊首相或其他任何人，那么就可以自上而下改变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但问题是，在美国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对中共的反击，这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自下而上的驱动，来自选民或草根运动，来自地方市长或州政治家，这不是中共与几个关键的共和党精英或前总统的女婿，通个电话或开个会就能改变的事情。对这一点，中共外交官的不理解根深蒂固。
再如，中共外交官认为拜登一上台，就会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所以当问及中共外交官对拜登政府的感受时，他们会说：“我们真的很惊讶，新政府是不是没有上位，为什么没有采取更柔和的路线，他们似乎只是在重复川普的做法。”
但任何生活在华盛顿或欧洲首都并了解潜在政治规则的人都会知道，不是一两个人在操纵这艘船，而是要顺应整个西方的大众和精英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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