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段操作。推進政治改革，實現體制轉變，是一件非常複雜和艱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把最終目標精巧細緻地分解開，一項一項加以解決。也就是說，在具體操作中，要根據實際情況分階段進行。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舉了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初期，土耳其的國父基馬爾採取費邊主義戰略取得的成功。費邊是古羅馬的一位著名的軍事統帥，以善於迂回漸進的戰術取勝於敵而著稱。費邊主義則是19世紀英國的一種社會改良思潮和政治派別（主要領袖為韋伯夫婦、華萊士和著名作家肖伯納）。奉行這種社會改良思潮的人組成了一個社團，取名為「費邊社」，意為以和平漸進的策略改造英國資本主義社會（1900年，該社團併入英國工黨）。這以後，人們就常常借用費邊主義代稱主張以迂回漸進的方式改造社會的戰略、策略與戰術。
土耳其共和國在立國之初，面對著使國家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幾乎全部常見的問題：如民族共同體的確定；現代世俗政治組織的創建；社會和文化改革的發動；經濟發展的推進等等。基馬爾不求同時解決所有這些問題，而是審慎地把一個個問題分開處理，從而贏得人們對某種改革的默許，甚至支持，而這些人對他的其他改革可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的辦法就是先易後難，先從容易得到最大支持的問題入手，然後逐步轉向最困難的問題。據此，他首先著手解決民族共同體（即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本國領土邊界的劃定，對此，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絕大多數都表示支持。下一步是在此基礎上，建立有效的現代政治體制——憲政民主政體，以重建政權的合法性和確立新政權的權威。然後利用這種政治體制推行宗教、社會、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等到傳統的方式和風俗被削弱或取消以後，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才得以暢通。
「總之，經濟增長需要文化的現代化；文化現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權威；而有效的政治權威則植根於純一的民族共同體。許多國家處理現代化問題的先後順序都是偶然事件和歷史的產物。但土耳其的變化順序是基馬爾有意識地計畫出來的，這個統一——權威——平等的模式是最最有效的現代化順序。」「基馬爾之所以取得這些改革的成功，全賴他既有能力逐一進行改革，又能在著手一項改革時，有效地表明他無意於其他的改革。他對自己的宏大計畫和最終目標守口如瓶。」當然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各個國家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現狀都不一樣，因此在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所面對的問題和選擇也會有所不同。但是，從策略的角度講，土耳其的改革是一個成功的範例。它告訴我們：在面對諸多的問題時，不要四面出擊、亂了方寸；而應採取冷靜和審慎的態度，分階段操作，分步驟地推進改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四、善於博弈。1999年11月15日，中國與美國簽署了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定。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對外正式使用了「雙贏」概念，意思是簽署這一協定對中美雙方都有好處。而「雙贏」概念正是博弈論中的常用術語。博弈論的原始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萌生。我國春秋時期的名著《孫子兵法》中便充滿了博弈的案例。我國戰國時期膾炙人口的「田忌賽馬」的故事，更是典型的博弈。齊國國王與名叫田忌的大將進行賽馬，雙方約定，各出三匹馬，馬分三等，即一等馬、二等馬、三等馬各一匹。每次雙方各自從自己的三匹馬中任選一匹比賽，輸者得付給勝者1000兩黃金，一回賽3次，每匹馬都得參加。在同一等級的馬中，齊王的馬都比田忌的馬要強，齊王自信必勝無疑。比賽的結果卻是田忌獲勝。田忌採用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用自己的三等馬對齊王的一等馬（輸）；用自己的二等馬對齊王的三等馬（贏）；用自己的一等馬對齊王的二等馬（贏）。從而以二勝一負的總成績贏得比賽的勝利。田忌真是個聰明人，如果機械地與齊王比賽，結果當是0：3。博弈一詞指的是某些個人或組織做出相互有影響的決策。
博弈的結局，不僅取決於某一個人或組織的行動，而且取決於其他個人或組織的相應行動。因此，人類的社會活動（當然包括政治活動）絕大多數都可以算作博弈。正因為如此，博弈論一經問世，就迅速在許多領域擴展開來。在博弈論中，把每一個當事者稱作局中人；每一個局中人在博弈結束時都會得到一筆支付（或正或負）；如果在一場博弈中，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麼該博弈就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一方所得就是另外一方所失，例如齊王與田忌。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統稱為非零和博弈，例如中美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締約，談判結果是雙方均有受益。博弈思想和博弈論的方法對於我們探討策略問題極有幫助。因為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涉及到各階層、各社會集團和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利益，所以只考慮某個階層、某個集團或某一部分人的意願是不夠的，必須學會用博弈論的方法來思考問題，通盤考慮各階層、各社會集團和廣大公民的利益、願望、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策略，並據此制定能獲取較大支持和代價較小的對策（博弈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稱為對策論）。這樣做肯定有助於提高成功的概率。
五、學會妥協。中國人因深受長期以來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党文化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影響，在參與政治活動時，總是習慣於唯我獨尊、排斥異已、互不相讓、勢不兩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於你死我活。封建王朝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是這樣，民運內部也是這樣。只有臣服、屈從的傳統，而無妥協、讓步的觀念。一提妥協，就與投降、叛變聯繫到一起，視為大逆不道。其實，妥協是現代政治的一條重要規則，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正如羅伯特．達爾所說的「民主的基礎是妥協」。可以說，不懂得妥協，就不懂得政治、特別是不懂得現代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內涵。
我們不妨以北愛爾蘭問題的解決為例。北愛爾蘭由於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教派衝突和（與英國）統一與獨立兩大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在過去的30年間，共有3500多人喪生，社會經濟遭受很大破壞。兩大政治力量之間一直勢不兩立、互不妥協，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結果是兩敗俱傷，也使人民蒙受極大痛苦。後來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之下，衝突各方均認識到，繼續衝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是「雙輸」），終於坐到談判桌邊進行談判。經過反復協商，互相作出讓步，最終達成妥協。主張統一的北愛統一黨承認一直與之對立的各黨派的合法性，並宣佈接受1998年簽署的北愛和平協定；主張獨立的的新芬黨也不再堅持北愛脫離英國，並宣佈解除武裝、放棄武裝鬥爭。
1999年11月29日，北愛爾蘭組成了首屆真正權力共用的政府，被任命的各位部長代表了北愛爾蘭各方（北愛統一黨、新芬黨、社會民主工黨、民主統一黨）的政治見解。新政府由北愛統一黨（大部分成員是新教徒）的領導人、第一部長大衛．特林布林領銜，他的副手（幾乎與他享有同等權力）是社會民主工党的天主教徒謝默斯．馬倫。11月30日，英國議會通過將執政權力交還給當地官員的法案。12月1日，北愛爾蘭正式重新得到決定自己事務的權力。隨後，愛爾蘭共和軍自動解除武裝。（2000年5月6日，愛爾蘭共和軍發表聲明，宣佈該組織已經準備把武器「完全地」、「能核查地」擱置起來不再使用，開始和平進程，並對北愛爾蘭公正和永遠和平作出承諾，愛爾蘭共和軍將不對北愛和平進程構成威脅。）這樣，長期困擾英國、愛爾蘭和整個歐洲的北愛蘭問題總算達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政治妥協。我們可以事後來設想，如果北愛衝突各方堅持各自立場、互不妥協的話，將會是一種什麼情況呢？可以肯定，北愛和平是根本沒有辦法實現的，衝突也不知到何時才能結束？儘管北愛實現持久和平的道路並不平坦，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礙，但是對其發展前景是可以謹慎樂觀的。
回到本章開始時胡平總結八九民運策略方面缺失的話題。我認為在充分肯定八九民運歷史意義的前提下，認真總結它的經驗教訓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策略方面，八九民運值得反思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比如，是否有必要在尚有很大迴旋餘地的情況下，冒然地發起絕食（在政治實踐中，絕食是在迫不得已、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採用的極端舉措）？我看過大量回憶資料，至今也搞不清為什麼非要在當時發起絕食（據鮑彤後來回憶，正是在學生開始絕食的同一天，1989年5月13日，鄧小平親口表示同意政治局常委8日會議和政治局10日會議的意見，即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案。見鮑彤著《中國的憂思》，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年5月版P109）？又如，絕食期間，適逢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來訪，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領導人一再發出資訊，希望絕食學生在此期間撤出廣場，以便使戈巴契夫的來訪取得一定的積極成果。這麼簡單的道理，人們只要根據常識即可作出正確的判斷；但在當時卻鮮有幾人回應。
結果，使得戈巴契夫來訪不僅未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產生積極效果，反而使中共保守派得以借題發揮，導致主張政治改革的趙紫陽總書記下野，形勢急轉直下。再如，掌控政治權力的中共保守派已經公開下達了戒嚴令，並調集了數十萬軍隊進京，隨時準備施行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仍有許多人天真地相信會召開人大會議，改變局面，因而不肯主動撤離；學生領袖們也莫衷一是、形成不了有效的決定，使得天安門廣場和整個運動完全陷入一種失控狀態。八九民運還有一大失誤，就是拒絕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建立聯盟。學生領袖有一句口頭禪，就是「學運與上層鬥爭無關」。這句話咋一聽似乎不錯，好象還很有些道理，其實大謬不然。學生運動與上層政治鬥爭歷來關係密切，怎麼可能「無關」呢？不同的政治領導人及其對待學運的不同態度、不同對策，直接關係到學運的成敗。不懂得這一點而充當學生領袖是很成問題的。
八九民運的失敗，與學生領袖（當然不只是學生領袖）在這方面的幼稚與失誤是有關係的。《孫子兵法》上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謀攻篇》）說得多麼好啊！真值得我們反復思考和體會。僅從策略的角度來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需要反思的地方是很多的。當時的大學生只有十八九歲、二十來歲，不可能有多少政治經驗，因此不應該苛求他們。但是這樣一場規模空前、影響深遠、代價慘重的政治運動，決不能讓它過去就過去了。而應該不斷認識，不斷反思，不斷總結經驗，從中汲取教訓，以使我們在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逐漸成熟起來，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智慧，儘量少犯錯誤、尤其是不要重複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這樣才能使為民主理想而犧牲的先烈們的血沒有白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進中國的憲政民主化進程。
結 束 語
中國人民追求憲政民主的歷史已有一百多年了。
在這一百多年中，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獻出了他們的一切乃至生命，他們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我們應該永遠銘記住這些真正的人。
我們要繼承英烈們的理想、精神、信念，致力於推進和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不管前面還有多少艱難險阻和曲折反復，我們都將矢志不渝，忠貞不貳。
英烈們的鮮血澆灌出的自由之花已開遍祖國廣闊的原野，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結出憲政民主的豐碩果實。臺灣的政制轉型明白地昭示著大陸的明天。我堅信，這一天的到來不會太遠了。
清代著名詩人張維屏的一首題為《新雷》的詩很能表達筆者此時的心緒，詩的內容是：「造物無言卻有情，每於寒盡覺春生。千紅萬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聲。」謹以此詩作為全書的結束語。
後 記
本書寫作於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適逢世紀之交。寫作時間雖不到一年，但其內容卻是我十年來學習與思索的產物。十年來，世界形勢與中國時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人權、自由、民主的呼聲愈來愈高，中國正在蹣跚地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所有這些事變都給我以深刻的影響。我受知識與思維的局限，大腦中時常縈繞著許多困惑與問題，內心自然希望尋找答案。因此先後讀了不少書，拜了不少師，也陸續將研習心得寫成一些文章。本書就是這一過程的產物，可以說首先是寫給自己用以明辨與解惑的。同時，在過去的十年中，經常與各方面的朋友討論國事與天下事，從中受到不少啟發，開闊了思路，增長了見識，對本書的寫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可以說是集體思考的產物（當然執筆在我，文責自負）。筆者寄望以本書來回報朋友們對我的幫助和教誨，也想籍此與更多的關心國事的朋友們進行交流、討教。我寫作本書的最大願望是探索中國政治改革、政治制度創新和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政體的道路。我深知這一課題遠非個人的學識所能勝任，然正所謂積水成川、集腋成裘，只要盡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忠實地履行公民責任，也就可以問心無愧。
在此要說明的一點是，書中援引的資料全部采自已公開發表的文獻，這是為了論證問題所需要的。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些資料本身未畢確切，甚或還有不少水份。這裏面的原因很多，如我國社會正處在快速變化之中、統計工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特別是基礎資料不準確、普遍存在弄虛作假以及行政干預。即使是這樣，許多方面的資料仍難以查找到，或者根本就沒有。這是對本書造成的最大困擾之一。請讀者明察。當然不能排除由於作者的主觀原因產生的失誤，亦望讀者指正。
在本書完稿之時，我首先要感謝包遵信先生花費了很多心血為本書作序，使本書增色生輝。還要感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先生、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陳小平先生、吳稼祥先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張倫先生對我的幫助，他們的一些中肯的意見已經被吸收到書中。國內的朋友給予我的幫助實在太多，故難以一一列舉，只有心存感激！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田原！沒有她的理解與支持，我的工作是難以完成的。
200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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