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7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在紐約移民社區，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正在發生：衛星寶寶問題。這些孩子中，他們出生後不久就「像衛星一樣被發射」送往中國，幾年後再被回收重返美國，通常在寶寶美國護照5年有效期到期前。被稱為華裔「衛星寶寶」，在缺乏父母陪伴的情況下成長。
近期，在布碌崙八大道發生的連串華裔青少年聚眾霸凌事件，凸顯了這一問題。許多「衛星寶寶」回到美國後，面臨一系列情感困惑，有時甚至會導致他們加入幫派或參與暴力行為。這不僅是對社會的挑戰，也是對家庭的挑戰。
雖然很難確切地知道這一現象涉及的人群有多少，但福建在上世紀90年代的偷渡高峰、201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後的偷渡減少，再到疫情後的偷渡再次興盛，都影響了這一現象。當地人表示，現在紐約的福建社區幾乎每家都有過「衛星寶寶」。
1990年代以後偷渡出國的年輕人，大多年紀很小，他們在國外站穩腳跟並償還偷渡債務後，逐漸成家生育。但忙碌的生活、育兒知識的缺乏，加上文化和語言的差異，他們的孩子——大部分是「衛星寶寶」——面臨著更多成長上的挑戰。
這些在90年代偷渡高峰期出生的「衛星寶寶」，如今已是三十多歲的成人，他們往往繼續父母的軌跡。而現在的青少年很多就是那一批「衛星寶寶」的孩子，他們也面臨著很多成長上的挑戰。
黃妮可，一位曾經的留守兒童，現在是親子互助會的會長，她深刻地理解這些孩子的感受，因為她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黃妮可指出，「衛星寶寶」現象的延續帶來了不少家庭和社會問題。
01：留守孩，在父母缺失下成長
黃妮可一出生就被送由她的親戚負責照顧。福建很多地方重男輕女，黃妮可現在仍記得：家中對男孩的關注度比女孩多更多。
黃妮可的父母遠在外地務工，無暇照料她。於是黃妮可一直待在寄養家庭，基本每年跟爸媽就見一次面，直到她10歲以後才回到父母身邊，19歲的時候全家移民到美國。
回憶起這段留守兒童的經歷，黃妮可說：「當我回到父母身邊的時候，我知道他們是我的父母，但彼此沒有任何的情感連接。」
黃妮可高中沒讀完來到美國，到美國後雖然有機會繼續升學就讀高中，但為了分擔家庭負擔，她只能出外工作。抵達紐約僅一週，她便前往外州的餐館打工。
「一到美國的第二步就去找工作，我們就知道怡東樓在哪裡，這裡有專屬福州人的職業介紹所，當時大家都很自然地走這個套路。」黃妮可說，全家五口原本在八大道租了一套兩房一廳的公寓，但抵美不足一個月，就把其中一間房分租出去，因為家裡大部分人都分散到外州打工了。
這時的黃妮可不會說英語，一個人拖著行李箱，坐了二十幾個小時的長途大巴去一個陌生城市的中餐館見雇主。一個陌生人來接她，把她帶到宿舍。每天下班後，她獨自待在房間裡，面對一群陌生的人，兩眼發呆，不知道該幹什麼。
隔年，年僅20歲的黃妮可就被催促著嫁人。福州移民大多很早結婚，且訂婚時男方需要送女方家聘禮。2007年的禮金是3萬8千元。黃妮可淡淡的說：「現在要十幾萬了吧，水漲船高。當時也沒有什麼基礎就⋯⋯反正找個人結婚，感覺就是按照所有人的步驟一樣的走。」
懷孕後，先生和她在不同州的餐館打工，夫妻倆半年才見一次面，這其實也是很多華人社區婚姻的常態。整個懷孕期間的檢查都靠自己，生孩子也自己去醫院，生下的孩子也是自己學著帶。那時她22歲左右，面對天天哭鬧和生病的兒子，吃不好睡不好，寒冬時打開冰箱卻什麼食物都沒有，感到非常崩潰。身邊的人都勸說她趕快把孩子送回去，因此在兒子五個月大的時候，她也按照身邊親友的方式，把孩子送回中國福建長樂讓爺爺奶奶撫養。
由於夫妻感情基礎並不牢固，儘管他們在結婚3年內就有了一兒一女，婚姻很快就出現了問題。隨著家暴的反覆發生，黃妮可最終決定離婚。
02：離婚後，單親媽媽帶兩孩
決定離婚時，兩個孩子分別只有兩歲和三歲，孩子的養育和歸屬影響著4個人的人生。她選擇帶著孩子離開，儘管作為單親媽媽撫養兩個幼童很困難，但她堅信孩子的陪伴是她活下去的意義。
面對家人的反對，她依然堅定。她表示，她不會因為可能的第二次婚姻而放棄孩子，因為她不想對孩子的未來或她的決定感到後悔。她問道：「你能保證不要這個孩子，我的第二段婚姻就能幸福嗎？你拿什麼來保證？當孩子成長中遇到問題，你能承擔得起內心的自責、不會有一點後悔？哪怕第二段婚姻幸福，但是你的第一個孩子過得很慘，那時你又能做什麼？你的幸福和孩子的痛苦經歷，你要怎麼平衡？如果你能過得了心裡的那道坎，那你或許可以丟下孩子。」
「我的人生可以說已經是這樣了，但我可以改變孩子的未來。」她說，因為自己從小留守過，所以再辛苦也不想讓自己的孩子留守。就因為這一念，黃妮可把孩子接回美國，帶著他們住在出租屋裡。
孩子到美國後，生活費用增加。黃妮可詢問了多家機構，發現並沒有專門為單親媽媽提供的福利。但只要收入低，就可以申請福利。一位馬來西亞移民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幫助她申請了福利。她很快得到了糧食券和托兒補助，孩子也能上托兒所了。
白天她可以做一些臨時工，雖然一天就賺50塊錢，但足以支付房租。糧食券幫助她解決了日常飲食問題，孩子的衣服也有人贈送。工作後，她還能通過退稅積攢一些錢。黃妮可表示，美國政府的幫助讓他們渡過了難關，「政府真的幫了很大的忙，這些福利支撐著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03：改變思維，單親媽走出一條路
但是慢慢的，黃妮可感到力不從心。她說，小孩子有各種行為問題，在學校，兒子因行為問題面臨被送進特殊教育班的壓力，而她對特殊教育的誤解讓她對此極力抗拒，「那個時候我的認知就是我的孩子沒傻，為什麼要去IEP？」她說，直到兒童福利管理局（ACS）介入並提供支持後，情況才開始好轉。
她表示，當時學校懷疑她涉嫌兒童虐待或忽視兒童，因此報告了ACS。面對ACS差點將孩子帶走的情況，她坦誠地反映了家庭狀況和孩子的經歷。
她說：「我有完整的醫療記錄和治療師的記錄，證明我沒有虐待孩子。哪位母親能夠持續幾年不斷地帶孩子去曼哈頓的各大醫院進行檢查，去看行為科醫生和尋找治療師呢？」黃妮可表示，在ACS的調查結束後，他們認為她已盡最大努力，於是在資源上給予了她各種幫助。
後來，她了解到個別化教育計劃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是為了幫助孩子，需要採用不同的方法來輔導他，因此她表示同意。由於老師了解特殊教育孩子的需求，孩子在學習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在醫生的介紹下，她還參加了親子課程，在那裡她是最年輕的母親。「在上課前，我覺得好像天都快塌了，但聽完其他人的分享，就覺得我這好像也不是什麼事情。大部分人的問題可能更嚴重一些，比如青春期問題、自殺、吸毒、不出門等。」她說，通過親子課程，她學到了更多教育孩子的方法。恰逢孩子的評估結果出爐，顯示他需要更多情緒和行為管理的幫助。
回想起來，她對這段經歷感慨萬分。她說：「我們父母那一代人通常採用打罵的方式教育孩子，不知道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進行溝通。後來我才明白，溝通有其技巧。比如以前接到老師電話，整個人就炸了，認為孩子又闖禍了，回家便責怪孩子。孩子會感到被指責，變得沮喪，不願意與我交流。實際上，在學校抱怨之前，他可能已經經歷了另一段故事。我們總是忽視他的感受，只看到事情的結果，而不去了解背後的原因。」
「後來我了解到，溝通是一個技巧，比如可以這樣告訴孩子：『我今天接到了學校的電話，老師告訴我你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這樣描述事件時不帶有情緒，而不是直接責怪孩子。前者是求證，後者是定性。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
她補充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改變思維方式。當我的孩子行為問題嚴重時，我曾感到非常絕望，全身無力，嚴重到下不了床，每天就一直掉眼淚，甚至有輕生的想法，而旁邊的人都看不出來你的痛苦點是什麼。那時，我發現自己的思維出現了問題。在帶孩子看治療師的同時，我自己也在接受治療和服藥。」
她坦言自己在情感方面的缺失，那時她常感到崩潰和自責，對孩子的行為的原因感到困惑和無助，無法給孩子足夠的情感支持。這是她在諮詢治療師後才意識到的。
「那時我就在想，為什麼這些親子課程不能更早一些提供給媽媽們？懷孕的時候其實就可以開始上課。」因此，她創辦了非營利機構「紐約親子互助會」，慢慢地起步。
這樣的改變不僅幫助了她的孩子，也讓她自己在情感方面有所成長。她說：「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學會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溝通。你不要帶著觀念去給人定性，而是去了解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用愛的方式、善的方式去溝通，這條路才能夠走通。否則，你自己都撐不住，別說孩子了。」
04：案例警示的心理健康問題
在2016年3月，一起悲劇發生在八大道的福建社區，一名兩歲女童在家中浴缸溺水身亡。其母親被控以懲罰孩子尿濕褲子為由，將孩子的頭按壓在水下進行懲罰性訓導，最終被裁定過失殺人罪，判處18年監禁。案情顯示，該母親幼年曾被領養，童年生活也非常不幸。
2017年1月，俄亥俄州一對來自長樂的夫婦報警稱其5歲女兒失蹤，警方在他們餐館的冷凍室內發現了女孩的遺體。經調查，女孩頭部遭受重擊，身上有多處傷痕，其父母隨後被逮捕。母親供述，由於餐館的工作太繁重，她只有兩隻手，分身乏術，就將孩子摔到地上，因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這兩起案件的共同點在於，兩位閩籍行凶者的犯案動機都與精神狀態有關，這凸顯了華人移民在美國生活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黃妮可說，這些案例反映了華裔移民在壓力下，可能採取錯誤和極端的育兒方式，「其實她們的經歷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她說，「衛星寶寶」還沒到青少年時，你還看不出來社會問題這麼大。目前最大的挑戰是許多家長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社區，許多家庭仍在為生計打拼，無法顧及太多，加之家長本身教育程度就比較低，在孩子的美國教育上無能為力。他們每天工作勞累，沒有時間和孩子溝通交流。「衛星寶寶」回來後，父母也不管他，又把他丟給其他親屬寄養，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
「在這不斷送來送去的過程中，孩子很容易學壞，甚至加入幫派。因為他們在家庭中得不到關愛，便在外面尋求認同感，去幹那些打架鬥毆的事情。在這個團體中，他覺得自己很威風，走在街上，覺得大家都怕他，其實他只是想得到一些所謂的價值感。他走了錯誤的方法，有時候就很難回頭了。」黃妮可說。
她說在福建家庭中，一種情況是父母雙方都不帶孩子，把孩子直接送回中國，等孩子5歲再接回美國，放到其他親戚家寄養。另一種是丈夫在外州打工，妻子自己帶孩子。再有一種是父母離婚，孩子被送回中國後就沒有機會再回來，因為他們的護照過期了，需要父母雙方簽字辦理新護照，但父母雙方都找不到，由爺爺奶奶帶著。「這種只能等到成年後再自行去領事館辦理身分。因為他們未成年，即使護照沒過期，找不到父母也無法出境。這樣的孩子往往對父母抱有深深的怨恨。」黃妮可說，這類孩子其實不少，但缺乏官方的具體數據統計。
黃妮可曾遇到一位14歲的女孩，她在12歲時來到美國。女孩的母親向黃妮可求助，因為女孩不願上學，整天在家抽菸。母親在外州工作，很少回家，將女孩留在舅舅家中，但舅舅管不了她，並催促母親回來。而母親作為單親母親，認為她需要工作來維持生計，但同時也在逃避女兒的問題。
黃妮可說，女孩不願上課，因為語言障礙，聽不懂課程內容，也可能在學校受到歧視。由於沒有人真正關心她，舅舅雖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無法與她深入交流。「她抽煙其實是因為內心痛苦。國內外環境差異巨大，她從國內的寬敞住宅搬到八大道擁擠的居住條件，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突然被帶到陌生且艱苦的環境，自然產生怨恨，認為母親多年不管她，現在把她帶到美國還是不管她。」
她說，在合租的房子裡，女孩半夜在客廳打遊戲，大喊大叫，不能顧及他人的感受，也不考慮同租者從餐館工作回來需要休息，「她放任自由慣了，突然被置於合租的生活規範中，她也受不了。」
此外，黃妮可說，青少年之間的衝突經常被學校忽視，而這些問題往往源於家庭。她曾詢問那些參與打鬥的青少年為何會這樣做，他們表示這是為了出一口氣，因為家裡沒人教他怎麼做。
這些孩子中，有些已輟學，成為街頭的問題少年。由於父母不管、祖父母無力管、學校管不著，「三不管就變成野孩子，只能靠社會的鞭打了」，黃妮可嘆氣說。
「現在社區的毒品問題很嚴重，青少年吸毒問題也越來越多」，她感嘆說，社區總是有很多無奈的事情，「我們看到這麼多，諮詢這麼多，現在的問題是毒品和賭博，接下來會更亂。」
05：尋找解決之道
黃妮可說，2021年紐約市擴展「全民3歲幼兒班」（3-K for All）項目，為三歲兒童提供免費、全天、高品質的兒童早期教育，對福建社區的幫助甚大。
她提到，自從3-K計劃推廣後，將孩子送回國寄養的情況有了顯著減少。過去，孩子們到四歲才讀書，但現在三歲就能夠接受免費教育，減少了早期育兒的經濟負擔。「因為早期育兒的開銷非常大，3K推廣後，3歲就可以把孩子接回來，越早接回來越好，避免寄養造成的心理問題。」
她說，疫情期間，很多人回不去，孩子也出不來。疫情前送走的「衛星寶寶」現在準備回來了。她建議這些父母與孩子坦誠地談論，提前做一些心理建設，以幫助他們在情感上應對即將到來的重大生活變化，「告訴他們將經歷什麼過程。全部讓他知道，就不會感到意外。」
黃妮可強調，在孩子12歲之前，家長應多花時間陪伴，創造親子時光，讓孩子感受到被愛和有價值。父母應帶孩子認識世界的美好，「有能力的就帶他們到處走走看看，就是不要侷限在一個空間裡。有些媽媽自己帶孩子卻不出門，她說自己社恐，但又希望孩子是社牛，這不可能的事情嘛。然後她一邊自責，一邊責怪孩子。其實是陷入了無盡的痛苦之中。」
「社區可以做的，就是舉辦各種活動，讓家長融入社區和社會，幫助他們學習如何應對生活中的挑戰。有些父母沒有學習的慾望，這一點就很糟糕。比如說她的孩子去上學了，她其實可以花一點時間去學英文，跳出這個井去看外面的世界。接觸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識，開闊眼界。」她說，父母的觀念也得改，然而她也理解「很多人早年偷渡過來，他本身的童年經歷和創傷，也是一大問題。」
黃妮可分享了她參加不同社區活動和座談會的經歷，聽別人談論自己的家族和成長經歷的感受。她說：「我很驚訝，原來黑人也痛恨毒品，這打破了很多華人的偏見，以為黑人都是販毒和作奸犯科的。但其實，他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他也痛哭流涕，他們也在努力改變。」
她表示，每個族裔都有自己的困難和無奈，華人也一樣。華人常覺得家醜不可外揚，不願公開討論這些問題。「現在青春期的問題非常多，精神疾病也非常非常普遍，很多事在孩子小的時候就有苗頭，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她認為，家長應理解孩子的感受，不要一味苛責，「大原則沒有錯的情況下，小事要放開，不要什麼都碎碎念。一旦度過了青春期，孩子自然會明白，比如飯少吃一點，少吃不會怎麼樣。體重身高沒問題，你焦慮啥？說白了就是觀念問題，看你怎麼想。」她建議家長應該多反思自己的觀念，並通過心理科普來提升自己的育兒技巧。
最後，黃妮可建議新移民和走線客要及時尋求醫療幫助，避免毒品，調節心理落差，接受現實，設立合理目標，感恩生活，保持精神健康。她說：「健康和活著是最重要的，我們應該逐步改善生活，避免過高期望，珍惜當下的每一天。」
責任編輯：陳玟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