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14日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日前表示，向美国农户和牧场主采购价值30亿美元肉类和乳制品，然后配送给非盈利组织“食品银行”，一个专门向低收入人口配给食物的慈善组织，这样既可缓解中共病毒疫情为农牧民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可减少食品浪费，将其送至需要的人那里。
政府与民间组织有机合作，互为补充，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更好地服务于民的做法，在健康的公民社会中非常普遍，而在共产主义的极权社会中，几乎无法实现，民间和慈善组织的功能被压制，无法正常运作。
武汉肺炎（中共病毒）1月在中国爆发以后，武汉红十字会因受中共地方政府管控，而非独立运作，将一线医护人员急需的防护用品私自扣押，没有及时送达医院。此事曝光后，再次引发中国民众对慈善机构的质疑。红十字会，一个在西方社会行动迅速有效的非官方组织，在中共社会里屡屡受挫。
中国知名演员袁立，近年在大陆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中，饱受官方歧视和“五毛”的诋毁。年初，她向武汉多家医院捐赠制氧机、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后，被五毛指称是“拿别人的钱做慈善”。袁立在社媒上澄清说，“我出力、，出时间，不睡觉，而且还没有工资，尽心尽力把捐款人的钱交到受助者手上，还要接受（中共）各种年底审查……飞利浦呼吸机一万多一台，很贵，但是有用……我的工作中，赚钱是最轻省的，别的工作，让我长了很多白发。”
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在中共的极权社会里，有活力、有能力、希望服务他人和社会的人或团体，不仅难以发挥自己的功能，还经常要背负歧视、诋毁，步履维艰。
民间力量是社会的原动力
当突如其来的天灾、疫情、人祸降临，一个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力量与民间组织同时投入救援，相互协调，在第一时间抢救生命与财产安全。这些民间力量通常由专业人士或经培训的志愿者组成，行动效力不逊于政府方面的专职人才。
在美国，政府机构、社区救援队、医疗团队、工商协会基层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队，都是民众可以获得的救助力量。许多富豪、教会和信仰团体也会责无旁贷的提供帮助，或给予资金和物资支持，或宣讲布道、安抚心灵。
美国房屋重建组织等民间非盈利慈善机构就拥有相对固定的志愿者，有些人可以24小时待命。一旦灾难发生，志愿者迅速集结，向灾民提供食物、医疗、房屋重建或修缮等专业救援服务。
在日本，民间团体在灾难中也是重要救援力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后，政府迅速公布灾区、所需救灾物资和征集志愿者等信息。民间团体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组织志愿者前往灾区，实施救援。日本企业也迅速将所需物资，运往灾区，送到灾民手中。
然而民间组织和团体在中国社会却很难发挥效用，因为在任何时候，中共都要保证它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容许它以外的个人或组织“表现”得比它更有效。中共也常常拒绝来自外国的援助。这使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只能听命于中共政府的安排，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
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困境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发生“大饥荒”。奉行人道主义的美国虽然与中国已断交十余年，肯尼迪政府还是很快通过波兰外交官向中共传话，表示愿意向中国灾民提供粮食，并且中方可在渡过危机后，以平价支付货款。中共党魁毛泽东却冷酷而傲慢地说，就是中国人都死掉，也不要“美帝”的粮食。视民如草芥是中共的本质。
2010年中国玉树发生强震后，许多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提出协助救援的愿望，遭到中共拒绝，错过了挽救生命的黄金72小时。中共官媒随后发表文章称，“玉树救灾任务很艰巨，境外敌对势力欲搞破坏”。外界纷纷批评中共在灾难面前，不以挽救生命为重，依旧以“党的利益”和“维稳”为第一。
一些提供救援与赈灾的民间组织在工作中，不时遇到官方的阻力，包括在深入灾区、运送物资的路上，遭到管制和被迫滞留，甚至需要通过人脉关系才能被准许快速进入灾区。还有民间组织说，他们在灾区的行动遭到地方官员的“白眼”或限制。一些官员在救灾行动和物资发放时，存在低效或粗暴的行为，不希望被民间组织看到和曝光。由于中共体制造就了官员惧怕“担责任、担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不愿与民间组织协调和有效合作。
当历史走到2020年，武汉遭受中共病毒袭击，民众生命再次岌岌可危时，中共继续拒绝外援，特别对早期美国疫病专家的援助意愿，不止三次给予拒绝。在屡受外界批评和疫情公布一个多月后，中共才勉强于2月答应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前往中国了解疫情。面对疫情威胁、官方资源不足、经验缺失的情况，中国民间组织依旧行动受限，无法将才智、经验、资金或物品，送达急需帮助的疫区和民众。
由于中共对民间组织的监控、压制，甚至抹黑，让民间组织被失去公信力。
在中共治下的社会里，民间力量就这样被稀缺了，一个原本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被按压的死气沉沉。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