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放時，北京大學的傅鷹教授對前去採訪的上海《文匯報》記者說過：“對一個負責的政府，說實話無論如何要比歌功頌德好。四十多年前讀《聖經》，聖保羅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因為我說了實話，便把我當作仇人。”那時，他雖不知道毛澤東“誘敵深入而殲之”的計謀，卻已隱隱或到了不安，因為執政八年來的共產黨還從來沒有這樣耐心過。
上海的葉元龍教授在市委召開的會議上表示了類似的擔心：“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鳴的時候，就一槍開過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人民日報》。）
到了六月初，鳴放言論趨於激烈，中共似乎要有動作了。川劇作家范朴齋嗅出了彌漫全國的火藥味，便想消弭、化解這場危機。他於六月五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今天全國鳴放，使大家發洩一下，把肚子裏的悶氣吐了，將會更主動地發揮出他們的熱情和潛力，使國家事務得到更多的好處。否則鬱塞更久，問題更大。”“既然鬱悶很久，一旦傾吐，難免感情激動，說得尖銳一些，這也是情理中應有的事。”
外交部長陳毅在上海市長任內，與蘇北古文家冒廣生時有往還。冒氏赴京省親訪舊，陳毅聞知，前往探望。交談間，冒氏對整風發表了若干看法，陳毅以為值得寫下，並介紹給《人民日報》，於六月六日發表，大意也是欲化解鳴放者與被批評的中共之間的緊張氣氛：
“既曰爭鳴，又曰百家，那就人各異鳴，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許肯定，亦不能不允許否定。”“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行年八十五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黨內外人站在一條戰線上，把壞的風氣移去，好的風聲樹起來。這才叫做整風，不是整人。”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曾昭倫、錢偉長、費孝通與秘書長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處，談論高等學校的情形。“三位元教授一致認為局面嚴重，隨時可以發生大遊行，假使處理不妥當，學生若是和市民聯合起來，也有可能發生類似匈牙利的事件。”（注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章伯鈞在全國人大的發，言見《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號第九十五頁。）章決定第二天召開會議，加約了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三教授。這便是“六月六日教授會議”的由來。這個會議並不避人，因為還邀請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員）參加。史是堅決跟共產黨、不批評中共的。（反右後，史被認是左派，照舊做她的掛名的司法部長。）會中，六教授均認為各學校形勢嚴重，如果教師給學生領頭，事情會鬧大。這是他們不希望出現的。他們也明白，要是出事，中共可以動用三百萬軍隊，但那樣全國的人心就都散了。他們覺得民盟有責任幫助中共，要站出來說話，幫中共穩住局勢。
但是教授也好，作家、古文家也好，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是傑出的，但是在政治上卻都太遲鈍了。因為早在他們說話之前，毛澤東已將五月十五日選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至黨的高層，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
毛部署抓右派，至遲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晚上，主持《文藝學習》雜誌編務的黃秋耘到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勵他“大膽地放”時，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來了電話。聽了電話，邵“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沈”，放下話筒對黃說道：“唔，轉了！”並囑咐道：“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注３：黃秋耘《風雨年華》。）
周揚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委員，他必定是從毛處得到由鼓勵鳴放轉向抓右派的指示後才向其下屬邵荃麟佈置的。可知中共在五月十八日之後仍鼓勵人民鳴放的甜言密語純屬陰謀，是誘捕無辜的圈套。譬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直到二十四日還在公開號召鳴放：“希望當外人士把要說的話說完、說透。”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知道毛有反右的部署後，仍然將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資本家請去，讓他們鳴放，後來這些人一個也沒有逃脫。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則幾乎天天給算是非黨報刊的《文匯報》下指示，促其為鳴放加溫再加溫，後來該報編輯部成員幾乎全數被他收拾。
對這種做法，常人是無法理解的，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章乃器就不相信天下竟有如此惡毒的陰謀。他在反右已經開始之後仍然說：“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
然而事實正是表面一套，裏面一套。五月二十五日，周揚甚至在激請文藝工作者提竟見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黨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裏布羅網。所以不諳陰謀伎倆的作家、《文藝報》副總編輯蕭幹直到六月一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
有一種說法，謂毛澤東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裏不妨列一張時間表：
北京大學第一張鳴放大字報於五月十九日貼出，是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四天的事。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五月二十一日提出。
龍雲的“反蘇謬論”，五月二十二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五月二十二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五月二十三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見本章稍後的敍述），五月三十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五月三十一日。
儲安平的“黨天下”，六月一日。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五月十五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
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五月十五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譬如前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陸鏗，當年曾揭露過國民黨的弊政，共產黨為統戰、收買人心，給了他一個雲南省政協委員當。反右前夕，他遠在南國，嗅不到北京待發的槍筒裏的火藥味。由於政協秘書長兩次動員，他寫了份建議，希望共產黨考慮與美國化敵為友，大學用英文化替俄文，允許民間辦報等等。可是他登了個鳴放的未班車，《雲南日報》將他的建議刊出時，反右已經開始了。他這時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不僅成為“大右派”，而且為此坐了二十年牢。
本來，許多中共幹部對於旨在揭共產黨瘡疤的“鳴放”並不熱心，只是在知道不久將會展開“反擊”之人後才變得誠懇起來，苦口婆心地勸人給共產黨提意見。所以，要說耍陰謀詭計，這些幹部都有一份，只是當時他們對這樣做的“偉大意義”尚未有認識，不明白毛澤東蓄意通過這場打擊迫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整體就範，從此成為共產黨政權下的順民。即使做不到一勞永逸，也要使他的嘴長久地閉上。這些知識份子，特別是在中共建國前與中共合作趕走了國民黨的各黨派的人士，自以為有功於新政權，總想對國家事務有發言權。毛自己也明白，他執政以來的八年間所發動的那些政治運動，並沒有完全消弭知識份子的二心，他們雖然出不敢巷議，但入卻還要心非。這次鳴放中儲安平的“小和尚、老和尚”、“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都說明了前幾次運動並沒有真正將他們打垮。毛決心不再如過去的運動那樣小打小鬧，而要來一次大清掃，以免國際國內有甚麼風吹草動時，出現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樣的人民在知識份子鼓動下向共產黨奪權的局面。就這一點來說，毛的確比黨內那些只知緊跟中央、抓人湊數的幹部們高瞻遠矚得多了。
六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悄悄地開始變調。譬如六月六日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六月七日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場規模空前、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
六月八日，反右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者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鄭重宣佈：“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使，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注４：《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頁。）
毛於這一天開始正式指揮反右鬥爭。不過在當天那篇社論裏，他又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
從“言者無罪”到“傾聽善意批評”，這是一個質的轉變。當時有一幅漫畫將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個知識份子模樣的人，瞪大了眼，手握一隻貼著“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一隻藥瓶裏灘，藥瓶上擊著一張標籤：“給共產黨口服良藥”。從此，欲指某人為右派，只要說他不懷善意或者放毒就行了。
不過，這裏要記上一筆的是，在出手打擊之前，毛澤東仍然裝出一副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模樣，在中南海裏演出了使人對其虛偽的品質有所瞭解的一幕短劇。
毛讀到六月六日《人民日報》上冒廣生的短文，便讓周恩來約見冒老，並派車接冒氏父子到其中南海住處相見。
“老先生講的好啊！”毛說，“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答：“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
毛鄭重地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說來也巧，正在這時冒的兒子冒舒咽（口改言旁）在一旁卻無意中看見了有密密麻麻的毛氏批改墨蹟的《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文稿。（李維漢、胡喬木、吳冷西三人在座，他沒弄清文稿是握在其中哪一人心裹。該文七月一日發表。）
送冒廣生出門時，毛忽然停步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冒略一思索，答：“我記得佛經上說過，一頭雄獅也不免為身上幾隻蝨子所苦。蝨子雖小，害莫大焉，請務必提防！”
“講得好哇！”毛表情嚴肅，右手搭在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注５：冒舒□《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第一二八期。）
冒氏引證佛典，本意在鼓勵毛堅持整風初衷，將敗壞黨風的黨內“蝨子”清除掉。然而此時毛已決定放過“蝨子”，正在“磨刀霍霍向豬羊”。他與冒廣生告別那一幕，僅是演戲而已。需要指出的是，這與反右部署並無關係，他只是久仰冒氏大名，欲見他一面，而不得不敷衍、應付冒氏，遂有此一即興而臨時作的表演。不久後，歷史上空前的災難落到中國知識份子頭上時，冒老先生已經作古，無從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那隨他晉見毛澤東、一九三八年以記者身份訪問延安時曾被毛宴請的兒子，劇作家冒舒□則沒有逃過那場浩劫，成了百萬右派大軍的一員。
以後的史家也許會把六月六日這一天視作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天的《文匯報》在副刊上登載了一篇三數寸見方的小文章，作者署名是姚文元。文章主要是抓住一件小事批評《文匯報》，大意是：幾天前毛澤東主席接見共青團代表，並講了話。《解放日報》（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用特大的鉛字放在第一條報導。《人民日報》報導此事的標題雖然用了小一些的字體，但也排在當中。“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因為這是表態文章，跡近溜須拍馬，為了防止予人以口實，姚文元特別聲明，關於自己的見解，他“不想說”。為其麼不想說？“也不想說”。
坐鎮中南海的毛澤東發現這篇無聊短文，如獲至寶，立即回應。數天後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文，誇獎姚“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是一篇好文章”（《人民日報》於六月十四日刊出該文）。從此，毛將姚視作左派和文字獄的訟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姚在文革中成為暴發戶，究其淵源，還是靠這篇典型的文痞式的豆腐乾文章。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全國各地都將工人搬出來，異口同聲說“工人階級說話了”。棍、偽君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和當眾鬥爭的對象。
早幾天“工人階級”怎麼不說話？因為共產黨認為不需要讓它說話。中國的工人從來就沒有自己獨立的言論陣地，一切都是由黨替他們說。報紙、電臺被明確規定為“黨的喉舌”。工人是沒有“喉舌”的。所以平素只有黨在說話，“工人階級”是不說話的。要鬥人了，黨讓他們說話了，才在報刊、廣播電臺上說起話來。
在黨的指揮下，各地工人動輒舉行數千、上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工人們“一下子就和毛澤東站到一起去了，儘管幾天以前他們還給這些右派的言論喝彩，而現在也鬧不清甚麼叫反黨和反社會主義”。（注６：劉賓雁《從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號。）
農民也說話了：“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幾年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也被安排在六月十七日的《人民日報》上說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拚命！”
可是，風暴乍起，頭腦簡單或者心地善良的人們尚不明白，《人民日報》社論後面是一場滅頂之災。《文匯報》社長徐鑄成以為不久前毛澤東曾親自請他當團長率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出國，革命不會革到休頭上，於是在報社編委會上表示：“我們不要做《人民日報》的應聲蟲。”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良英絕未料到一場比過去的運動遠為殘酷的鬥爭已經開始。他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民，於是公開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注７：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結果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並被定為“極右份子”。
九三學社的顧執中教授也沒想到現在是中共向大家算賬的時候了。他還希望中共能聽得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英明的黨也決不會做的。”
顧老生先無論如何也料不到，半個月之後，英明的黨會宣布他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人民日報》還發了辱駡“顧執中之流”的社論。（注８：顧執中發言和《人民日報》社論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他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他一頭向一個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只撞成重傷，未死。
高教部副部曾昭倫和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等人以民盟科學規劃小組名義提出的《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中有一條：“改變對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態度”，恢復一九五二年被解散的全國各校的社會學系。六月八日《人民日報》殺氣騰騰的社論竟沒有使這批學者清醒，他們仍按原計劃在六月九日召開了會議，決定籌備成立“中國社會學會”，並商定由著名學者、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擔任他們相信中共會同意恢複的第一個社會學系的系主任。他們對政治氣候的感覺之遲鈍與其學問太不相稱。吳文藻後來被中共定為右派份子，實在是因為秀才氣太濃了。
當然，即使沒有六月九日的會議，或者會中不確定由吳文藻主持未來的社會學系，他也跳不脫這一劫，因為他還有別的“罪行”：“誣衊‘肅反運動是不道德的鬥爭’，‘今天政府權力之大，從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從古所未有。’他甚至還說‘共產黨可能亡的’。”（注９：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六月十日那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女中央委員譚惕吾已經看出形勢不對，對前去拜訪的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說：“我看整風……是一個大策略，是誘敵深入的騙局。”可是身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費孝通卻不察形勢之險惡，在六月十日的會議中還提醒當局“言者無罪”，要求當局“以理服人”。但到十七日，他就頂不住了，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主持的會上作了檢討。新華社專門為他的檢討發了報導：“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因中共說章伯鈞和羅隆基組成了“反黨聯盟”，他便攻擊章、羅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紮”。
徐鑄成也被迫“揭發”羅隆基“想把上海《文匯報》從黨的領導下拉出來，作為章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其他如民盟四川負責人潘大逵也出來揭羅隆基“組織小宗派是為了要造成山頭，作為政治資本向共產黨討價還價”。連已被痛打的《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女士也表示要“從右向左轉”，“和羅隆基劃清界線”。她還在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揭發羅：羅說一九五六年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內政”，常說“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是最肉麻不過的事”，等等。
這些羅隆基的老朋友本欲以此獲得中共的寬恕，但是他們錯了，共產黨人並不認為他們和羅之間有甚麼界線可劃。毛澤東看准了他們的僥倖心理，先利用他們出面將羅搞臭，再一掃帚將他們同羅掃到一堆去。於是他們的檢討和揭發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潰，卻沒有使們躲過“右派份子”這頂帽子。
這是令人痛心但不能回避的史實。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風向突變時，他們懵了。歷次運動中挨整的人下場有目共睹，誰都害怕自己被押上鬥爭台，為求自保只好去鬥別人。他們以為這樣做便可做“教雞儆猴”裏的那只猴，宰雞時不妨去幫著戳一刀。誰知毛澤東嫌“殺一儆百”威力不足，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沒能鎮住知識份子，這回他決定擴大整肅物件，殺十儆百，其至殺二十儆百，於是有一百萬人註定進不了“猴”的隊伍了。方針既定，他們怎麼努力表現也是白搭，早晚會派上一頂右派帽子。譬如，十月十一日，北京的青年團中央大會堂舉行批鬥青年作家劉紹棠的會，另一位作家鄧友梅上臺作了一篇頗為有力的批判發言。當他正邁步下臺，大廳裏響起掌聲時，北京市聯秘書長突然大聲宣佈：“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像所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份子了！”就這樣，鄧友梅同劉紹棠一樣，也成了儆猴的雞。
要“批倒批臭”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右派，還得靠知識份子裏的左派。後來在文化革命中差點當上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張春橋，在一九五七年雖然只是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委員，但其眼光卻不尋常。他看出反右運動是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便每隔兩三天寫一篇文章，請市委第一委記柯慶施過目，化名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儘管都是些謾駡式的小文章，毫無理論可言，十幾篇湊在一起也有點份量。不到一年，柯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被毛大為賞識，兩個月後就把他收羅進政治局，成了“黨的領導人”。柯隨著也在上海論功行賞，把張收羅進上海市委常委，張也就成了上海的一名“領導同志”。以後毛澤東領導中共一路反右，張春橋也就一路往上爬，這都是後話了。
辱駡雖不能使人信服，卻多少有點威懾作用。不僅《解放日報》一類的地方報，連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也從六月中旬開始連篇累牘地到登用文學語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
《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
《學生中的害群之馬》：
《靈魂深處長了濃瘡的林希翎》：
《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穆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章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
《終於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
《在前進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髒的一群”》：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計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
《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
《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
《炸掉章羅聯盟在四川的地堡》。
如此一來，偌大的中國，翻開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報紙、任何一份期刊雜誌，打開收音機擰到任何一家電臺，千篇一律全是上面這一套文學化了的辱駡。莫說這一套沒有用，看了聽了千百遍之後，幾乎所有的工人、農民、中小學生都相信了共產黨對右派的指控和給右派栽的贓。
高教部副部長曾昭倫等六位教授在六月六日的座談會上表現的對中共的關心、愛護未得好報。他們的好心好意被報告到毛澤東那裏，毛認定：“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注１０：見毛澤東撰寫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於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縮寫成“六六六”，於當時最有效的殺蟲藥同名。偌大的中國，從此沒有人再尊重那些“反動派”。毛澤東所說的“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份子”，（注１１：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右派們成了社會公敵，哪里有廣播喇叭，哪里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四類份子”變成了“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從此右派們就成了“不得亂說亂動”的人物。章伯鈞所說的“共產黨專政”真正實現了。
直到一九八一年，鄧小平還在說，一九五七年中共之所以要反右，是因為“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注１２：《鄧小平文選》第二○七頁。）其實，那“殺氣”是共產黨自己造出來的。細查當時的“鳴放”記錄，唯一被正式披露、牽涉到一個“殺”字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在學校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將葛的發言刊登出來，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允許的。”“共產黨員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
“殺共產黨人”這五個字，是“輪流做莊”之外中共一直用以說明反右之必要的另一重要根據。譬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給北京的馬列主義教師做報告，說：“右派份子……一面到處高呼要絕對自由，一面高呼殺共產黨人。他們要有殺共產黨人的絕對自由。這不是明明要來一個反革命復辟麼？”（注１３：陸定一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的講話，見《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八號第一四二頁。）
事實如何？葛佩琦的發言是被人（一說是康生）篡改了的。《人民日報》登出那段話的第二天，他就給報社寫信要求更正，因為他的原話是：“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爭取群眾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然而報社置之不理，於是他成為十惡不赦的右派代表，全國上下家喻戶嘵。由於當局有意識地宣傳右派要“殺共產黨”，製造緊張氣氛，以便為鎮壓更多的右派提供口實，葛氏便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三十年來，人們都上了中共報刊的當，都以為葛氏是個共產黨的死對頭。其實他是個標準的革命黨。他出身山東一個農民的家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一九三五年參加中共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蘆溝橋事變後隨流亡同學去南京向國民黨請願而再度內獄，出獄後即赴河南組織抗日遊擊隊。他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受命打入國民黨軍隊。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前夕，他被中共派遣到杜聿明任司令、蔣經國任政治委員的東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將督察”、“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剌探情報，不斷將情報送出，經由電臺發往延安。後來與他單線聯絡的上級被捕，他一時找不到人證明那段歷史，遂成了“黨外人士”。中共抓了這麼一個“共黨份子”作為典型右派向全國示眾，實在是不可思議。
葛氏既已成為全國最反動、最倡狂的右派，當局便於十二月將他逮捕入獄，還把他受共產黨之命打入國民黨軍隊的那段歷史安上一個“國民黨少將”、“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真是“欲加之罪，無患無辭”。更為可笑的是，十八年後中共特赦國民黨“戰犯”，他竟也被作為其中一員而“再見青天”，同杜聿明等人一同釋放。不過，一直到了一九八二年，葛氏將申訴狀直接送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家中之後，在胡親自干預下，他才有幸被平了反，恢復黨籍，“自一九三八年算起”。（注１４：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被打成“右派”後，各人表現各異。老共產黨員馮雪峰被黨開除後仍忠於黨，給也是共產黨員的兒子寫信道：“你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相信你一定會跟著黨走，永遠前進。”
女作家丁玲也是一種典型。她被開除出黨後，到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之一的劉白羽那裏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注１５：《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頁，劉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駡、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注１６：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就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了。因為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被揪出來鬥爭。可是在鬥爭會的臺上，人們突然發現：“此時昂首站在被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平日的鬍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蓋布褲掛，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鬚眉之間。”（注１７：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五頁。）由於“態度惡劣”，沒過幾天他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另一個因“態度惡劣”而受到加倍懲罰的是軍隊中的版畫家艾岩。艾本是海外華僑，抗戰時歸國投身八路軍。一九四二年日軍重兵掃蕩晉東南。五月，在遼縣（今左權縣）的戰鬥中，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戰死。在敵人的刺刀面前，艾岩不願作俘虜，蹤身跳了崖。日本人踢踢他的屍體，未覺察他僅是昏迷。數小時後，他終於醒來，爬回了部隊。這樣一位壯士，自然不會因為人家說他有罪就低頭。領導認為他“實際沒有多大事兒，就是態度特別惡劣”，將他定為右派，開除黨藉、軍藉，送去農場勞動了。（注１８：徐光耀《跳崖壯士》，《人民文學》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杭州市青年團的一名年輕幹部邵奇惠（一九九二年時的黑龍江省省長）被當作“右派集團的後臺”揪出來批鬥。他年輕、耿直，不懂得在大風前折腰，竟然在會場上跳起來回擊批判者。這下正好，他立即以“反黨份子”被逮捕，被剃成光頭，成了杭州市監獄第“五五六號”囚犯。（注１９：《人民文學》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在大時代的彎了上》。）
六月十九日，毛正式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於二月間所作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作了很大改動，補進了他二月時根本未曾講過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一類的話，將“毛毛雨”換成了黑火藥。文章還公佈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六個“有利於……”，其實核心只有一條“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已）。
如果三月份以後層層傳達的這篇講話便是六月間發表的這個樣子，許多人一定會保持緘默，不鳴不放。但現在對他們來說，閉嘴已經太晚了。他們的言論已被記錄在案，共產黨正按照“六條標準”將他們一一“對號入座”，而他們則在那無理理可講的制度下，“聽候處理”。至此，“鳴放”正式結束。
無獨有偶，這“六條標準”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一次。司馬光編完《資治通鑒》不久，宋神宗駕崩，八歲的太子繼位，太皇太后聽政。這位太后派人到洛陽問司馬光何為當務之急。司馬光答，頭一件大事便是通告全國鳴放，幫助朝廷整風。原話是：“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報言。”謂“盡情報言”，正是“大鳴大放”。朝廷接納此意見，擬了詔書，然而詔書卻有一條尾巴：“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 ”共列出六條，“若如此，罰無赦。”譯成今日的話，便是“若企圖向朝廷的領導權挑戰……則要從嚴處理”。司馬光接了太后送來的詔書，讀到那條尾巴，當即表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他遂上書請求刪除那“六條標準”，解除禁區，任人鳴放。太后納諫，於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見書。
事隔近一千年，毛澤東執政而不是“聽政”，自然不必像那位太后那樣“聽”司馬光之流的知識份子的進諫。他那篇名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大作於七月一日正式發表，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巧妙地自辯為“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從此，中文大詞典裏多了一個新辭彙－－“陽謀”。
其實說新也不新，“陽謀”這套玩意早在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中就已經耍過了。當年延年整風一結束，毛的副手康生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個訓練班上得意洋洋地介紹經驗：“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壁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刻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注２０：戴晴《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他把那叫做“暴露階段”，“暴露”之後便是抓人、鬥人，同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一模一樣。只是由於當年在延安，人人都是共產黨或共產黨的擁護者，中了圈套也沒人抗議說毛澤東搞陰謀，否則恐怕不是一九五七年而是一九四二年，毛就會發明“陽謀”這個詞了。
“陽謀”的真意，當以翌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漢口會議上毛的解釋為准：“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鬥一捉。城裏捉，鄉里鬥，好辨事。”
人總是怕被鬥、被捉的，人們對“陽謀”一說只能腹誹，再也不敢公開斥責毛搞陰謀了。
可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怎麼交待呢？“大學士”郭沫若出來打圓場了。六月底，他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與《光明日報》記者談話，表示：“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他的邏輯是：“一個人的話，如果動搖了國家的根本，還是無罪，那樣還有甚麼國家法紀可言呢？”（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雖然這番話不像是出自一個學富五車的歷史學家之口，歷史上從無一個人憑幾句話動搖了國家的根本的先例，但畢竟還是在右派們的“言”上做了文章。
毛澤東本人就不這麼文質彬彬了，他狡辯道：“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注２２：同注１０。）至於那“行動”是甚麼，他卻半句也沒有提。
八百年前的秦檜以“莫須有”三字貽笑天下，是因為有大將韓世忠敢於發問：“岳飛何罪？”但如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人斗膽敢問毛澤東：“何為行動？”我們也就失去了聆聽毛作答的機會。不然，以後中國人編詞典時，或許會在“陽謀”之外再增加一條與“莫須有”相仿的條目。
直到這時，毛澤東才對原先不贊成鳴放的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道出他當初斥責陳“不讓人講話是專制主義”的原因：“毒草總是要出來的，不要怕，出來就鋤嘛！”（注２３：陳沂《永遠懷念陳總》，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上海《文匯報》擴大版。）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從陰暗的角落裏挖出來”了，但是擒賊先擒王，當局真正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聲討、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鈞、羅隆基這些“大傢伙”。七月一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人民日報》社論（即《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民盟主席沈鈞儒也發表公告稱：“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按中共的一貫做法，這很可能是中共派人寫了，再以沈的名義送去發表的。）
其實，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的說法，“章、羅兩人雖同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兩人同床異夢，互相攻擊，民盟中央同志，眾所周知……”。毛澤東“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注２４：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三九頁，千為民盟中央常委。）
為此，這裏不妨將章、羅這兩位民盟副主席的歷史敍述一番。
羅隆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的清華學生領袖，一九二一至二八年在美、英留學，為政治學博士。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攻擊國民黨政府“黨員治國”，“非黨不能做官，為做官便要入黨”，又抨擊國民黨不容許公開批評其主義，不講人權，終於得罪當局。一九三三年秋曾遭暗算，幸虧他機警地避開了特務的子彈，沒有去閻王那裏報到。以後，蔣介石禁止每日登載由羅撰寫社論的《益世報》在全國發行，又將羅請去峨嵋山為他講課，不停地大宴小宴招待。羅卻軟硬不吃，拒絕為國民黨政府效力。他只是教書寫文章，宣傳他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直到後來與共產黨合作。
章伯鈞一九二二年赴德國途中，在船上結識了後來成為中共紅軍總司令的朱德，遂成為朱德的秘書。不久，朱、章在德國相繼成為共產黨員。章的兩個弟弟也加入了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被蔣介石趕入地下的中共利用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長的身份，設計將親蔣勢力一網打盡，輕易地佔領了南昌。
當時，章亦隨朱德參與了這次建立中共第一支武裝的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以後，章脫離中共，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二度改名後成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任主席。
一九四一年三月，無黨無派的名人張瀾（民國初年的四川省長）和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梁漱溟、沈鈞儒、左舜生等人將其各自領導的黨、會組織集合而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去掉“政團”二字），以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為宗旨，力求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一月，蔣介石派羅隆基的同鄉又是清華同學、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彭學沛去做說客，告訴羅：“共產黨只是利用你，不會信任你……只要你願意，在國民黨政府中當個部長，那是不在話下的。”對於章伯鈞，蔣更是親自開口，明白表示：“除了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之外，當甚麼部長都可以！”可是章、羅二人及民盟骨幹以為共產黨也主張民主、反對一黨專政，因此毫不猶豫地與共產黨合作。在國共內戰爆發，中共奉國民之命撤銷其在北京、上海、重慶、成都、昆明的辦事處時，公開宣佈其財產由民盟“全權保管”，羅亦向報界作了類似聲明。
由於同共產黨合作，民盟於一九四七年被國民黨政府宣佈為非法。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攻上海，蔣介石命令將已被軟禁的張瀾、羅隆基帶往臺灣。但曾向周恩來表示過投靠之意的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頭子楊虎及時反戈，將張、羅救到自己家中，迎接中共進了城。
章、羅的歷史，中共瞭解得一清二楚，否則也不會讓他們當國務院的部長。但在大局已定後，蔣介石國民黨逃到臺灣去了，已無回天之力，章、羅們對中共再也幫不了甚麼忙，中共也不需要他們幫甚麼忙了。兔死狗烹，“章羅同盟”被描繪成兇惡殘暴、陰險毒辣的惡魔，連小學生都學會了咒駡這兩位“大壞蛋”的口號。
羅隆基和四十年代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名教授聞一多是清華同學，解放後聞的遺骨遷到北京下葬時，抬骨灰的便是羅隆基和聞一多的長子。如今要搞臭羅，中共像兩年前將魯迅夫人許廣平抬出來斥駡胡風一樣，將聞的夫人高真搬了出來，在報紙上罵羅“想把千百萬中國人民幾十年來流血犧牲的成果據為己有，你們實在太沒良心了”。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浦熙修與羅相戀經年，欲結婚而未結，如今當局逼著她將羅給她的信全部交出，從中尋找可以用來搞臭羅的彈藥。
羅隆基被搞得如此臭，以至人人都可以去侮辱他一番。在一次批判大會上，羅起立回答質問，坐下時卻落了空，一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也跌落在地，原來有人抽走了他的椅子。
更有甚者，當局又將章伯鈞的兒子搬出來，讓他宣佈：“如果他（章伯鈞）不放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同時，又讓儲安平的兒子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公開信，聲明與老子劃清界線。其實，老子剛一被定為右派，這位兒子就已經被趕出軍隊了。
妻子們當然更得與右派丈夫劃清界線了。劇作家吳祖光成為右派後，當局逼迫其妻，演員新鳳霞在戲劇家協會和電影工作者聯誼會聯合召開的揭露吳祖光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貌”的大會上罵自己的丈夫。《人民日報》發佈消息，說新鳳霞表示“感謝黨和同志的幫助，給了她力量能站起來揭發吳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罪行”。（注２５：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不明真情的大眾自然以為吳祖光罪惡滔天，該打殺殺了。
“右派份子”們儘管明白自己成了毛澤東“陽謀”的犧牲品，但為免與這個掌握了自己的衣食住行的政權對抗，他們大多採取了檢討認罪以保飯碗的態度。他們的認罪書紛紛被刊登在報紙上。如費孝通、儲安平、黃琪翔（黃曾批判中共學蘇聯的政治制度，見本書第六章）等人的檢討書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鳴放中，就批評毛澤東本人而言，陳銘樞的用詞是最嚴厲的（見本書第七章）。如今為了能繼續從共產黨那裏領飯票，他不得不在《人民日報》上公佈《自我檢討》：“我一生的曆史都是醜惡的……我是一個狂妄自大的野心家……”（注２６：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吳祖光被指為文藝界“一個方面軍的總指揮”，不得不將對他的批判、扣上他腦袋的罪名照單接收，痛斥自己“十足的反動思想”，承認自己是“陰險的、醜惡的、狡猾的”、“最醜最髒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典型”。不過，由於他“不交代具體事實”，左派賀敬之（時為作協理事）在批判他的大會上代表黨宣佈“他還沒有決心向人民投降”，還沒有“揭露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暗的內心世界”。（注２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其實，投不投降並無區別，反正不久後他便被送到黑龍江北大荒的勞改營去了。
但是，那些學者名流們的脊樑並非全都是稻草做的。他們一方面被迫檢討，另一方面又在明諷暗喻，攻擊中共。譬如羅隆基的“交代”於七月十六日登在《人民日報》上，他一方面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表示“羞愧無以自容”、“願意以今天之我來同昨天之我鬥爭”，但他並不給自己亂栽贓。他是這樣“認罪”的：關於肅反，我主張“不由原來弄錯了的機關來宣佈平反，卻另外組一個委員會來進行平反……這就破壞了國家的政治體制，……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一點。”“我沒有懂得反對下級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二點。”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並不認為自己有罪可認。
龍雲也是如此，他的“書面檢討”是這樣寫的：“由於忝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里，說到哪里，當面也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關於他攻擊蘇聯戰後拆走了東北工廠一事，他為此檢討道：“那時蘇聯搬走機器一事，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意不能識別。”他說的顯然是反話。關於他早先發表的“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的意見，他檢討道：“我既無遠大的目光，又無磅薄的氣概，只能小手小腳，小家小管，緊把細持，量入為出。”這等於是反諷中共大手大腳，亂擲人民的血汗錢。
章乃器也不是軟骨頭。他在七月十五日全國人大的發言名曰“我的檢討”，實為自我辯護。他用“我本來說……”，“我並沒有說……”，“我沒有這樣說”，“這不是我說的”，將對他的指控一一駁斥，並聲明“某些人相信：‘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三次，慈母也為之動搖”。意即“某些人”是在誣陷、誹謗，企圖以重複的謊言欺騙世人。
自然，“伏罪”、“投降”不濟事，“請求寬怨”也枉然。羅、龍、章的曲筆隱喻，更不能喚醒毛澤東們的良知，反右運動愈演愈烈，共產黨那部龐大的組織機器瘋狂地運轉，把上百萬它昨天還信誓旦旦地認作朋友的知識份子吞沒了。
第九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