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皇帝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每天上朝，想说话时，就要考虑这句话对百姓是否有益处，所以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修起居事杜正伦启奏说：”国君的举动必须如实记载，说的话由左史记录。臣的职务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竭尽自己的愚忠。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道理，那就会使圣明的德行受到长久的玷污，不仅仅是现在损害百姓而已。希望陛下言语谨慎。”太宗皇帝非常高兴，赐给他彩绸百段。
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每次和公卿大臣讨论古代的治平之道，总是反复辩论。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和平常人、圣明贤能的人和平庸愚昧的人，上下悬殊，相比差得太远。因此拿极愚蠢的人与极圣明的人相比，拿极卑贱的人与极尊贵的人相比，前者想努力超过后者是不可能做到的。陛下施舍恩典，和颜悦色的认真听取别人的言论，虚心的采纳别人的意见，尚且担心臣子不敢当面回答。何况陛下启动神思、运用雄辩、雕琢词句来驳斥别人的观点，引经据典来否定别人的意见，还想叫臣子怎样应答呢？臣听说皇天把不说话视为高贵，圣人把不说话看作美德。
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钝一样’，庄子认为‘大道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多说话的缘故。所以齐桓公读书，引发轮扁的非议；汉武帝仰慕古风尊崇儒学，汲黯讥讽说这是外表施行仁义而内心欲望过多；这都是不希望他们耗费精神。而且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在内损伤心思、元气，在外损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察觉不到，将来一定会受拖累。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兴趣损伤自己吗？
如今天下太平，都是陛下劳心治理国家才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辩能办到的；只能忘掉那些爱憎之情，谨慎取舍，做每件事都踏踏实实，一心为公，像贞观初年那样就行了。至于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曹丕富有辩才，由于语言空洞而失去声望。这是倚仗口才和雄辩治国所带来的拖累，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少和别人争论，而要修养浩然正气；少看些古代书籍，恬淡性情使心情放轻松。自己保持像南山一样长的年寿，把国家治理得像东户季子时代那样，天下百姓就特别幸运，皇恩也就遍及天下了。”
太宗皇帝亲笔写诏书答复说：“不思考就不能统御天下，不说话就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近来和臣下的谈论争辩过于频繁，恐怕因此产生轻视别人的骄傲态度；身体、精神、心思和元气，倒不会因此劳累。如今听到你忠诚正直的言论，我一定虚心改正。”
评讲：中国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很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止是因为有史官记录，还担心因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或造成不良的影响。
笔者非常赞赏唐太宗的做法，以取中的方式虚心接受刘洎的谏言。治理国家完全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但过于频繁的争论，或者经常说一些空洞无用的话而不为民办实事才是真正有害的。
现今在中国大陆，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中共邪党的 “国家领导人”，三天两头就发表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其实我们从中共的御用媒体长篇累赘的报道这些重要讲话而不是报道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也可发现，中共邪党看重它们空洞无物、涂脂抹粉的讲话甚于老百姓的性命及切身利益。那么这样的执政党不该被唾弃吗？！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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