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批准的”是个什么判断标准
文／高智晟
从七月十二日始，针对尽早结束陕西省榆林市及靖边县三级地方政府非法、野蛮关押国内外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及其他“十一名涉油经营者”的局面，我及许志勇博士、滕彪博士、李和平律师一同抵陕北靖边县。
抵达当日的下午，我们一行四人赴靖边县公安局看守所。尽管坊间对陕北官吏如虎狼的说法早有耳闻，但“传闻”与“亲见”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传闻已使人感到惊悚，但无论如何亦不比触目之惊心动魄。
穿着颇为考究的我们，被人民警察、人民武警官兵驱赶若鸡犬。即便我们在离开了看守所数百米后，那群仍沉浸在“行恶后的亢奋”中的人民武警仍意犹未尽——骤然间，跑步声、喝斥声在我们身后大作！一群四肢异常发达的人民武警战士，在中队长的带领下，野蛮地将我们阻拦，以展淫威。
在围墙内二楼的几名战士，受到中队长跋扈的鼓舞，兴奋地大声喝斥：“抓起来、抓起来，一个都不让跑掉，抓进来收拾他们。”
我等一群秀才，着着实实遇上一回虎狼大兵的戏码。我们被逼在烈日下以舌头当武器反击之，虽几近声嘶力竭，仍耗近半个小时方得以脱身。脱身后的我向众者感慨道：“西装革履者尚且被这般（对待），诸位可以想像，这里的普通人，在这群‘衣冠者’长年存在的环境中生存，安全状况是何等的恶劣！”
七月十三日上午，我们与靖边县公安局艾和平副局长交涉近两小时，经其向上汇报后，同日下午，榆林市政法委和市、县公安局有关头目与我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据此开启了此后近二十天的持续沟通、对话过程。
期间，市、县两级政府负责人出现理性思考的声音一度占据了上风，对先行释放朱久虎律师的意义达成了相当一致的认识，给我们的明确信号是，释放朱久虎律师已成定局，需要讨论的只是时间问题。
七月二十一日，榆林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约见我，言及将在十三天内放人，让我回京等候通知。
七月二十八日，市公安局通知我：“你明天就过来吧。”
二十九日，我再赴榆林市。但届满他们确定的十三天时限，朱久虎律师仍没被释放。保守、无知及非文明的力量再次规律地占据了上风。对无罪公民的非法关押，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在我近二十天与市、县两级政府部门不同角色的接触，初始被接触的官吏统一持有的观点是：收回私营油井是合法的行为；抓捕律师及维权代表也是合法的行为，而承认上述认识是对话的前提。
我告诉他们，除非你们认为，利用权力所做的安排为天然合法，否则，合法之说纯系无知者的无赖说辞。
其一，私营投资者就是从你们的手里获得了合法的涉油经营资格。
其二，政府并不当然享有通过自己制定文件授权、自己强行接管私营企业财产的权力，包括中央政府亦然。取得财产所有权，分“法律取得”及“约定取得”，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同时，“取之有道”又是我们维持几千年的道德底线，现政府的作法既违反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悖越了公认的道德底线。
其三，未经法律基本程序，更无法律基本判断，政府伙同公安、检察、法院、武警部队，以暴力、捆绑、殴打、非法拘禁的野蛮手段，强行抢夺私营投资成果，这本身就是针对文明社会的犯罪，何谈合法。
其四，三级政府对外诈称是“回收油井”，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将油井价值之外的、私营投资者经营十数年价值七八十个亿（含基本设施、设备在内）的财产非法劫夺为己有，是什么法律赋予了政府如此荒蛮的权力！
其五，政府回收私企财产是“法律行为”还是黑社会组织的“暴力行为”？这两种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必须提醒政府，与任何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只能是法律关系，而不是“之外的其他”，除非这个政府公开承认自己是非法的政府。
既属法律行为，循法律程序行事，应为一个合法政府最一般的常识。
有涉行政相对人的大规模、巨额财产的予夺问题，政府凭什么将行政调查程序、行政送达程序、行政告知程序、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覆议程序、行政裁决程序、行政价估程序、行政诉讼程序价值通通置于脑后，你的合法之说岂止是个笑话。
其六，价值一百多亿元的资产，政府的补偿仅几个亿，仅此，合法说岂不荒诞！
其七，将几千投资人十数年的投资经管成果以暴力方式据为己有，由开始的公、检、法统统拒绝受理受害者的检举、控告，发展到现今的“谁告状，就抓捕关押谁，谁请律师，就抓捕谁”，竟恶劣至连受害人聘请的律师也一并抓捕。这样的恶劣之举，是赤裸裸地践踏人类规则的暴行，是公然对全国人民追求法治目标的挑衅，是对中央政府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公然破坏。合法说，从何谈起？！
其八，你们斥巨资贿买“文明的公敌”中宣部，以打压国内媒体客观的报导，三级政府组成庞大的贿买团体，五次赴京，游走于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公然威胁仗义执言的郭海燕教授及在京的专家学者，公然拒绝律师会见被羁押之委托人的要求，此等现代人类法治史上空前反动的恶举岂有合法性可谈。
有意思的是，后来，与一些地方官吏接触的过程中，这些官吏对回收油井的“正当性说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原来的“合法行为”说，清一色改成了这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行为”。
在当今时代，界定是非曲折的标准是法律，而非权力，这已属文明社会的通例。
一则，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无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虽然它一直以来就这么做，但这种做法的荒蛮及非法性，已是妇孺皆知的。一个文明社会，对是非曲折的判断，显然不能有法律之外的其他标准。
其二，这“中央政府批准的”算是什么判断标准。“中央批准的”就是正确、合法的？这也着实令人难以信服，除非地方官吏头目的头脑中仍满脑淫浸“永远伟光正”的思想。
再者，“中央批准的”也不尽永远正确。比如说，中央批准过“大跃进”；中央批准过人类史上空前地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央批准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批准过十几次残酷的路线斗争；中央批准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也批准过“六四屠城”；中央也批准过“以运动式镇压信仰法轮功同胞”等事例。
并不见得中央的批准就代表了合法、正确。恰恰相反！在既有法律规则判断标准的前提下，中央对诸多法律事件的权力批准，不仅公然违反《宪法》、法律及法治原则，另一方面，这也沉重昭吿了这个中央政府根本不把中国的《宪法》及法律当回事。这是我们面对的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事实。
陕西省三级政府选择了对朱久虎律师等无罪公民的继续非法关押，表明了坚持邪恶、反动、野蛮及与文明社会为敌，成了利益集团不二的选择。冗长的谈判过程及最终的结局，让我们再次近距离看到，与这个集团在施恶时所表现出的高效及巨大能量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他们在选择文明、合法及道德价值方面的低能。
二○○五年八月八日于北京◇ @
选自《神与我们并肩作战》／博大出版http://broadpressinc.com/
责任编辑：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