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講故事:文革——恐懼和扭曲人格的形成
【大紀元2023年12月31日訊】文革期間,在學校裡天天講家庭成分,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孩子受排擠。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也不代表安全。那時候發生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來真的是啼笑皆非。
比如,寫作文中誤把「將來」寫成「蔣來」,要上綱上線,「你是盼著蔣介石反攻大陸嗎?」那可又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了」,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一小撮」。區別在於「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管怎樣,一旦變成「一小撮」,那就成了仇恨和批判的對象。我們天天唱的樣板戲就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歌詞》)。
我們小學校有個音樂老師,偷渡香港被抓,被判無期徒刑。一次拉回學校批鬥,我尊敬的一位陶老師,她在批鬥會上表現得慷慨激昂,刻骨的仇恨,我那時候也就是約10歲的孩子,感到很奇怪,我知道她家成分也不好,兒子在下鄉因此被歧視。她怎麼會那麼恨哪!長大明白了,她本身成分不好,為了自保,為了劃清界限,表現得矯枉過正。
在社會上和學校裡都經常有批鬥會,從批鬥小孩到批鬥大人,從批鬥身邊人到批鬥當權派,特別是批判古人孔子、孔聖人,那時稱作「孔老二」,砸爛孔家店,到處能看到孔老二歪鼻子斜眼睛的畫像。
文革期間戴高帽遊街的特別多,一聽到敲鑼打鼓就知道遊街來了,我們小孩兒都跑去看,經常有萬人批鬥大會。槍斃人、跳井、上吊自殺的,我們也都跑去看。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看跳井的,那是在夏天,那個人躺在井邊地上,身上蓋著一個破蓆子,只有雙腳小腿和頭上部分可以看到,頭和腿腳都脹得很大很大,紫黑色的,頭黑亮,有幾個大蒼蠅圍著嗡嗡飛,記得是沒頭髮,據說是個女的,晒了幾天也沒人收屍。那年代,聽說有時家人怕牽連不敢收屍或不讓收屍的。唉,多少冤魂。
我家的新鄰居,有對當老師的夫婦被批鬥後雙雙上吊自殺,留下三個很小的孩子;另一鄰居約同事在家打橋牌,用英文出牌被告發,定罪是「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小組」;還有被插上「亡命牌」的,遊街示眾後拉到刑場陪槍斃,槍聲一響,他看到別人都倒下了,他沒倒下,接著後面繩子一緊,他又被拽了回來。羞辱人格,林林種種,花樣翻新。
那時我媽媽經常給我講,他們曾經的同事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生活上的艱難,精神上的羞辱,孩子的悲慘遭遇,怕我因不懂世事招惹禍端。
那個年代悲劇多是身邊人,我父親一個大學同學孫叔叔,我們住的也不遠。他在大學期間是中共地下黨小組成員,反右時相信了中共謊言「向黨交心,幫助黨進步」 等鬼話,最後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我爸爸大學同學很多都是右派),拉架子車二十多年,每月給一點點生活費,一生的青春才華在羞辱中耗盡。
我從小就被教育「言多必失,不要寫日記,不要畫畫,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的東西」。對敏感問題更是噤若寒蟬,我從小就懂得「惹不起,躲得起」,要「夾著尾巴做人」。
來到海外我真正體會到言論自由就像空氣一樣珍貴!什麼人權啊,生存權啊,在國內從沒聽說過。我父親晚年經常說:「共產黨的政策就是口袋政策,先騙你進去,等你進去了,口一紮,想怎麼整治你就怎麼整治你。」讓人活得沒有一點點尊嚴,這就是誅心的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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