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6月17日訊】
前言 如何衡量文化系統的先進性
在我們衡量一種文化的級別之前，我們需要給出評定文化系統優越性的指標。一個事物的優越性往往是從該事物所具備的功能來體現的。同樣，我們要衡量一種文化系統的優越性，也是從該文化系統所展現出的功能來判斷和識別的。
如果從功能角度來看待文化，文化有兩大功能，一個是規範人類的行為準則，另一個是規範人類的認知規律。前者涵蓋的人類社會領域包涵道德、倫理、法律、政治、經濟，後者涵蓋的人類社會領域包括修煉、宗教、邏輯、哲學、科學（這裡指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體系）。。前者為人類的社會生活提供了一整套的行為規範，表現為價值觀以及社會在各個層面的制度設計，後者為人類理解和認知世界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表現為認識論和各類知識體系。
如果把人類的全部社會生活（包涵行為和認知等所有領域）看作是一個硬件系統，那麼文化就是這套硬件系統的軟件系統，為這套硬件的運作提供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包括提供道德來源、價值判斷、認知原理和認知規律。
我們知道，衡量一套軟件系統的優劣，首先要看這套軟件系統是否有漏洞；其次看軟件在運作中是否能正確的操作硬件，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效率有多高；最後還可以看看這套軟件是否可以升級為更高級的版本。其實，我們衡量一套文化系統的優劣，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展開。
本文將從認知邏輯是否嚴謹和完善，社會功能是否有效和可靠，以及文化的導向是否可以幫助解決人類的終極關懷等三個方面來對比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從中證實中華文化是世界歷史中一種先進和高級的文化系統。
第一章 中西方文化的認知體系
在人類歷史中，最龐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體系分別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兩種文化在認知體系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也形成了不同的認識論、價值觀以及社會實踐。認知體系是一套文化系統的起源，也決定著一套文化系統的功能和效力。認知體系表現為人們所說的世界觀（或宇宙觀）和歷史觀，一種文化系統對世界（或宇宙）的看法和對歷史的看法形成了這種文化系統在認知上的基本架構。
第一節 認知四大問題與中西方文化的世界觀
在認知體系中，西方文化產生了四大問題，分別是有限和無限的問題、一元和二元的問題、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以及理性和信仰的問題。而中華文化的認知體系正好可以解決這四大問題，這說明中華文化在認知領域邏輯更縝密、體系更完備。
一、有限和無限的問題
在認知世界時，人類很容易陷入無限思維的陷阱，從而產生二律背反問題。西方文化在體系上的第一個大漏洞正是陷入了這個二律背反的陷阱。無限思維的表現很多，但是歸根結底都可以總結為兩個問題，其一、這個世界（或者宇宙）在時間上到底有沒有一個最初的起點？其二、這個世界在空間上到底有沒有一個本源物質（或者始基物質）？
西方文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維是這麼展開的：假設世界在時間上有一個起點，那麼這個起點本身又是從哪裡來的？它又是如何起源的？如果這個起點之前還有起點，那麼，它就不是起點。這樣一思考，這個起點是有也不行，沒有也不行，真是讓人燒腦的無解問題，這就是二律背反。空間上的問題也是如此：假設世界存在一個本源物質，世界是由這個本源物質層層構築起來的，但是這個本源物質又是由什麼構成的呢？如果這個本源物質也有構成成分，那麼它就不是本源物質了，因為作為哲學概念的所謂「本源物質」一定是沒有構成成分的，那麼它應該是「無」、是「沒有」，但是「無」和「沒有」又怎麼能被稱為「本源物質」呢？ 因為既然是「物質」，它就一定是「有」|、是「存在」。所以，西方文化從思維上無法解決這個二律背反問題，這是西方文化這套軟件系統中的第一個大bug。
西方文化之所以在思維上產生二律背反的現象，就是沒有意識到人類的思維能力是有限的，思維要進行正確的運算，必須是在一個確定的有限時空範圍內進行。而以上的二律背反問題，實際上是把有限的思維能力拿到無限制的時空長河中去運算，這使得思維在有限時空範圍內的規律就不起作用了，就出現了思維紊亂。
西方文化本身就帶有一種「無限情結」，古希臘最初的哲學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認為世界是「無限」組成的，雖然他的「無限」在表現方面倒有點類似於中華文化的「道」，但卻使用了「無限」這個詞，由此也可窺見西方人思維中的「無限情結」由來已久，後來 西方哲學追究世界的終極原因、探求始基物質、原子（不可分割的意思）等等，無不是這種「無限情結」在思考世界時的潛意識反映。所謂的「無限情結」就是在思維中總喜歡把事物放在無限的時空裡去思考，而不是在有限的層次內去理解，最終導致思維邏輯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潛在的邏輯混亂、到了康德時代就表現為著名的四個「二律背反」，這也算是西方人對自己文化中「無限情結」的一種正式而無奈的反思吧！在西方的中世紀，無限思維導致的二律背反一度還被用來證明神並不存在，如所謂的「萬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塊連自己都搬不動的大石頭？」這是一個典型的無限思維導致的思維混亂問題，它背後的邏輯其實這樣的：「一個『無所不能』中能不能產生一個『有所不能』」，這是西方人自己造出的思維紊亂問題，與神和上帝的存在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中華文化沒有「無限情結」，也從來不在無限時空中去思考問題。在中華文化中，宇宙是作為認識對象中的一個有確定時空範圍的宇宙（在這一點上與現代科學的宇宙觀是相同的），是與人類息息相關的現實中的宇宙，而不是無限思維中的那種「不可限定的事物」。現實中的宇宙對中國古人來講，又是分層次存在的，比如中國人講「天」這個概念，中國人的「天」是分層次的，有很多層次的「天」，每個層次的「天」上的生命的等級都不一樣，而人類則可以通過修煉或者修道、修佛來提升生命的境界，從而可以抵達不同層次的「天」以及把握那一層次的「天道」（那一層次的宇宙規律）。也就是說，中華文化世界觀的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層次性宇宙觀，認為宇宙和生命是分層次存在的，生命的認知能力與其所處的生命層次有關。
中華文化對宇宙以及對宇宙中的更高級生命佛道神的認識都一直滲透著清醒的層次性意識。比如，中華文化認為，神佛道雖然高於人類但其本身也有局限性，釋迦牟尼佛達到了如來的層次（老子和耶穌也應該是這樣的層次），對普通人類來講，這樣的層次近乎於不可知的範圍，但是釋迦牟尼佛對弟子講法時卻從來不敢說自己是唯一的、最高的，而是承認自己之前也有佛，自己之後也有佛，自己的認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宇宙中有自己看不到和悟不透的更深層次的存在和真理。
釋迦牟尼佛的故事說明了佛法（宇宙的真理）的真理性與一定的時空範圍有關，同時也表明了高級生命的認識局限性，即一定層次的神佛也只能理解一定層次的宇宙真理，揭示出認知結果是與認知主體（人類或者神佛）的層次有關的，宇宙真理隨著認知主體層次的提升而展現出更高的內涵（層次性的真理觀）。
中华文化的层次性思维意识在中华民族日常生活观念中也比比皆是，如我們經常說「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強中更有強中手」……等等，都是這種層次性宇宙觀在人事應用上的反映。中華文化不講究「最」、不追求「無限」，只在具體的時空層次內去理解宇宙與生命、物質與空間、人與天地、神與世界等等人類真正需要面對的各類複雜現實問題，並探究其中的奧祕，解答其中的疑惑。相對於西方文化的「無限情結」來說，這是一種有益的紮實的探索。在具體世界中思考問題，在有限層次內尋求現實的真理與道路，這是我們中華文化的顯著特色之一！
有限和無限的問題，是所有認知體系和哲學體系的元問題，人類如果不知道自己邏輯思維的限度在哪裡，在認知領域就會落陷入自設的邏輯陷阱而不能自拔。
二、一元和二元的問題
在解決有限和無限的問題後，當人類正常的思考世界時，人類又會面臨一個認知難題，那就是一個有限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物質一體的？西方文化在探索這個問題時陷入了二元分化所導致的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辯之中。
在思考「存在」現象時，我們這裡先說說什麼是二元思維。所謂的二元思維，就是思維中對世界的二元分化，就是把「存在」（世界）分為精神和物質（或者是分為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來理解，然後探索二者之間的關係。西方文化的世界觀在思維模式上體現為以上這種二元分化，所以，西方哲學交織著唯物和唯心的分野、經驗和理性的糾纏、主體和客體的對立、現象和本質的隔離等等，這種二元思維也影響到宗教和神學領域，造成信仰和理性的分離，為西方的無神論留下了邏輯空間。
翻開一部西方哲學史，裡面的爭爭吵吵很是很熱鬧，也很混亂，邏輯線索千頭萬緒，枝枝杈杈盤根錯節，就是專業研究者看了也會頭疼，何況普通讀者呢？本文這裡不去具體的涉及西方哲學的這些爭辯，而只是宏觀的指出，除了二律背反是由無限思維引發的之外，西方哲學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由二元思維引發的。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中華文化，就會發現所有西方哲學的以上二元思維產生的爭論，在中華文化中都不存在，因為中華文化是用一元思維來看待世界的。
中華文化從來沒有把世界分為精神和物質，或者主體和客體，在中華文化中，精神和物質是一回事，人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體」（靈），是一個生命體，而且中華文化認為「萬物都有靈（靈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體）」，天地萬物都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體，都是生命，人類只是天地萬物中的一員。在中華文化中，人和天地（自然）的關係也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而是「天人合一」的關係。
在中華文化中，人和天地既然都是靈，都是生命體，不存在精神和物質的分野，不存在主體和客體的對立，那麼這些本質相同的生命體之間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相互關係呢？就只能是層次高低的關係了，這與前面講的中華文化層次性宇宙觀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說，中華文化的認知體系中，宇宙既是有限的，也是一元的（精神和物質的統一體）。
在一元的世界裡，中華文化探索世界的眼光擺脫了物質和精神現象所製造出的二元假象，而將眼光仰望星空，去探究天人關係。在中華文化中，所有生命體（萬物）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屬於不同層次的天道的一部分，高層次的理制約著低層次的理，低層次的生命要服從更高層次的生命的安排，這種關係是單向的而不能反過來，反過來就叫做逆天叛道，是要遭天懲的。而人生在世，所要解決的基本關係就是天人關係，就是要敬畏天地、效法天地，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要同化天道，達成「天人合一」的存在狀態。
在「天人合一」的一元思維模式下，中華文化的認知體系中沒有西方文化二元分化後的各種思想和邏輯紛爭，中華文化是在一種出發點正確的地方開始了她的偉大認知歷程。西方文化直到近代的現象學出現後，才認識到二元分化是錯誤的，認識到主客體是不可分割，但是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一元思維模式下的認知體系。在西方哲學史上，只有黑格爾的哲學是一元思維模式下的哲學體系，不過黑格爾的一元思維在西方文化中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原因是西方文化在整體上都是二元思維。
三、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
西方文化的第三個認知問題是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本文主要從認知領域來講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形而上就是無形的法則和規律，形而下就是具體有形的事物，在人類的認知領域，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表現為「認知體系」（無形）與「社會行為和社會生活」（有形）的關係。而在認知的最低層面，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就表現為「理論和實踐」的關係。
我們先講講中華文化中有關這個領域的表現。中國人講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道就是天道和宇宙規律，而器就是道所生成的器物，包括有形的天地萬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在中華文化中就是道和器的關係，就是天道與萬物的生成和運行之間的關係，在認知領域就表現為「知行合一」。
這裡的「知」是指對形而上的道和法則的了解和把握，「行」是指人類的行為對天道的符合（行為符合天道可稱為德），中華文化中認知的目的是認識天道，從而順從天道，重德修身，最終同化天道，達到「天人合一」。
《論語》中第一句話就講「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這裡的「學」是指探究和認識符合天道的美德，「習」是指反覆的演練（提高修養）使自己擁有這種美德，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認識到好的美德而反覆的去實踐，去提高修養，讓美德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不是一件很讓人樂在其中的事情嗎？可見，《論語》中的第一句就講出了「知行合一」的內涵。
而在《大學》中，第一句也是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可見，中華文化中的學問是有關道德的學問，求學的目的是就是通過了解天道而認識社會中好的美德，認識到或者看到好的美德就要去遵循，去踐行，看到不道德的行為就要去糾正去改正。在中華文化中「知」為「行」提供價值觀和道德準則，而「行」在「知」的指導下去實現這種價值觀和道德準則，從而達成「知行合一」。在中華文化中，「認知體系」表現為道德體系和倫理體系，而「社會行為與社會生活」都是以實踐這些道德體系和倫理體系為目標，在「知行合一」的認知實踐中最終達成「天人合一」。
而在西方文化的大部分時代中，知行關係是割裂的，知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認識天道和美德，行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修養美德和同化天道，西方文化中的這種知行關係在失去道德內涵後，就退化和降級成為所謂的「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所以西方文化在認知領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就表現為「理論和實踐的對立統一關係」。這裡的理論是指不講道德內涵的有關世界存在的各種表述，包括各種哲學理論和科學理論，而實踐是指在這些理論體系指導下所進行的各種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科學實踐）。在西方文化這種認知關係下，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是顛倒過來的，理論雖然可以指導實踐，但是理論卻是從這種失去道德內涵的社會生活中通過經驗的昇華而總結出來的，並且以實踐為理論正確性的判斷標準，所以，實踐高於理論，形而下高於形而上，這和中華文化中的道器關係恰恰相反。
西方文化這種顛倒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最顯著的一個後果就是不講道德的科學最終統治了人們的生活，並開始主導人們的社會行為，最終將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對天道進行顛覆。其實科學作為一種技術工具，本身無善無惡，關鍵是看這種技術工具是在什麼樣的價值體系下發展出來的。也就是說，科學也可以分為有道德的科學體系和無道德的科學體系，西方文化這種顛倒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認知關係，發展出來的是無道德的科學體系，而中華文化遵循天道，在正確的道器關係下，可以發展出有道德的科學體系。其實在近代西方這種科學出現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是最發達的，而中國的科學技術都是有道德的科學技術，各行各業都首先講道德，有道德才能得到技術（這是主流），才可以將技藝和技術發展到更高境界。而西方的這種科學體系下，科學家的科學技術有多高，科學理論有多麼豐富，是不需要與道德的提升相匹配的。當然不是說西方的科學家沒有道德，只是說這種科學體系本身和道德是分離的，西方科學家的道德不是通過科學體系本身去協調的，而是通過科學體系之外的宗教體系來維持的。
其實，西方文化在古希臘的時代，也有講究知行合一的認知體系。如蘇格拉底曾經就提倡美德就是知識，而知識也是美德，這裡的知識就是對美德的認知和理解，並且付諸實踐。這和中華文化是相通的。只是西方文化的這些高級部分到後來就逐漸失傳，沒有成為主流的文化體系。而中華文化的這些內容都一直是主流的文化體系，只是在近代以後，也有逐漸沒落的趨勢，這也是被西方文化所影響的結果。
如果說一元和二元的問題，解決的是將人類的眼光從邏輯紛爭的二元亂象中解脫出來，使人類專注於天人關係，追求「天人合一」的終極目標，那麼，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則解決人類如何通達「天人合一」的目標，那就是通過「知行合一」。在這個領域，西方文化顯然失落了最初的希臘文化傳統，而中華文化則在保存幾千年的「知行合一」傳統後，在近代也失落了這顆寶貴的明珠。
四、理性和信仰的問題
理性和信仰的問題（我們這裡講的信仰是指對天道以及對神的信奉和尊敬），同樣是西方文化中出現的一大認知難題。在西方文化中，真理被分為「理性的真理」和「啟示的真理」兩部分，前者是人類的認識能力可以達到的認知領域，後者是人類的認識能力不能達到的地方，只能靠神的啟示來認識。於是，在西方文化中，理性通往信仰的途徑就被截斷了。而「信仰」一旦失去了理性的根基，最終就會演變成為「無理性的宗教信仰」，而這樣的宗教信仰是很容易走偏的。
理性和信仰的隔斷，讓宗教信仰失去理性知識的判斷和驗證，就使某些人可以憑藉擁有啟示真理的藉口，將宗教演變成為一種世俗的權力組織。西方漫長的中世紀正是這樣一部無理性的宗教權力試圖統治人類理性以及試圖控制人類社會系統的黑暗歷史。西方文化的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只是將教會壟斷啟示真理的權利還給了所有教眾，在政治上將教會深入世俗權力的觸角給斬斷，讓政教分離，使宗教回到傳播啟示真理的最初目標上來，這些改革恢復的只是信眾與啟示真理之間的直接聯繫，而沒有試圖恢復人類理性和啟示真理之間的「原有聯繫」（古希臘「前亞里士多德階段」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由於信仰和理性的隔斷，使得西方哲學的功能先天不足，不能證實天道的存在（當然西方哲學也一直在試圖通過自己的體系去證實天道，但是並不成功），而由西方哲學發展出來的近現代科學體系更不能證實啟示真理中所闡述的天道，這使得啟示的真理與人類理性所發展出來的科學體系越走越遠，最終使西方文化逐漸產生了大規模的無神論認知體系，如達爾文進化論，以及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而在中華文化中，理性和信仰是溝通的。前面講過中華文化的認知對象是天人關係，認知體系的最終目標是同化天道，達成天人合一。 所以，中華文化的認知體系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打通人類和天道的聯絡通道，也就是為了打通理性和信仰的通道。而中華文化中的理性也是在天道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認知邏輯，是天道在人類認知體系中的反映。這種認知邏輯體現為層次性的宇宙觀（本節第一部分講述）、主客一體、萬物有靈的一元思維（本節第二部分講述）、以及知行合一的認識論（本節第三部分講述），正如前述，中華文化中這些理性的表現都可以幫助人類認識天道、認識啟示的真理。
在中華文化中，理性和信仰貫通為一（二者是層次關係），理性的真理和啟示的真理只是同一個真理在不同層次的表現而已，二者之間沒有隔閡，這使得信仰的力量通過理性的傳遞而深深根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中國人最可靠的精神支柱。這種信仰的力量遠遠大於宗教的力量，也使得在中國歷史上的宗教信仰成為一種有理性的宗教信仰，這樣的宗教信仰不會走偏，不會壟斷啟示的真理，不會去沾染世俗的政權，更不會發生宗教迫害。
所以，在中華文化中，宗教不是重要的，而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國沒有宗教之前，已經有3千年的信仰的歷史，這種信仰體系是在道家所傳承下來的修道（修煉）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人對天道的認識，對天人關係的理解，對道德和倫理的實踐，都源於道家的修煉文化。
在本文開始部分，筆者列出了人類認知體系的五大領域，分別是修煉、宗教、邏輯、哲學、科學（這裡指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體系），而修煉代表著人類認知領域最高級別的認知能力和認知體系，修煉是人類與天道（神）直接溝通的途徑。中華文化中的修煉文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完整的修煉文化，中國人在近現代以前的宗教、邏輯、哲學、科技（不是西方科學）都是修煉文化開創出來的，修煉也是中華文化的真正科學體系，可以被稱為生命科學體系，中國人對天道（神）的信仰貫穿在修煉、宗教、邏輯、哲學以及科技等認知體系的所有領域之中。
五、中國人的世界觀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中國人的世界觀。由於中華文化中不存在西方文化在認知領域遇到的有限和無限、一元和二元、形而上與形而下、以及理性與信仰的四大問題，中國人通過認知的最高級方式——修煉——產生了對天道的深刻體察，從中形成的世界觀，用最簡練的詞彙來表達，就是「天人合一」，它包含著解決西方文化中認知四大問題的所有內涵，如層次性的宇宙觀、萬物有靈的一元思維、知行合一的認識論以及從理性到信仰的真正貫通。
第二節 中西方文化的歷史觀
歷史觀就是人們對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看法，歷史觀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它研究的是歷史的邏輯體系。歷史觀探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否有規律？歷史是被更高層生命（神）系統安排的一場人生大戲？還是根據人的意志自由發展、隨機演變？社會發展的理想形態是什麼？以及人類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等等。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世界看法的延續，也就是說，一種文化的世界觀最終會影響到它的歷史觀。
一、中華文化的歷史觀
我們先講講中華文化的歷史觀。根據上文所述，中華文化起源於修煉，並通過修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以體察天道和同化天道為人生目標，所以，在歷史觀領域就表現為一種敬天重德的天命觀。中國人相信歷史是由神安排下來的，人世間的一切早有定數，人在一生中的所遇所得，都貫穿著天命的安排，所以，盡人事而順天命是中國人對待人生的基本態度。
《黃帝陰符經》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據說這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句話，它的意思是「體察天道，順天而行，人生中的一切盡在其中。」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認為世間萬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宇宙天道的體現，人作為宇宙的一員，天道的一部分，應該順應天意，道法自然，與天地合其德。這種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就是做事情追求人事和天道的對應，在國家大政方面君主要奉天承運、替天行道，所以人們稱君主為天子，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務也多要選擇黃道吉日，根據陰陽節氣的流注和五行運化的規律在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情，以求最大限度的和天地自然相和諧；另一方面，在個人遭遇上，人們信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面對人生的諸多不如意之時，能有一份豁達、平和的超然人生態度。在面對死亡這個終極問題上，中國人認為生命的歸宿是回歸天上，所以中國人對生命結束的最高稱謂就是「歸天」。這就是中國人一以貫之的「天命觀」的具體表現，敬天畏命，重視道德，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準則。
其實，中華文化的天命觀，不僅僅是一種人生和歷史哲學理念，也是實實在在的更高級科學體系的一部分。前面講過，中國的修煉文化是一種生命科學體系，中國人通過修煉不僅認識了天道在宇宙中的真實存在，也認識到宇宙中更高級生命（不同層次的神）對人類歷史的安排，中國古代修煉人留下的大量預言，就像歷史劇本一樣精確地展示了中國的未來歷史進程，如《馬前課》、《推背圖》、《梅花詩》、《燒餅歌》等等，這是中華神傳文化留下的大量神跡的一部分，也讓中國人的天命觀信仰在人世間得到了有效的驗證。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人的天命觀中加入了三世因果、業力輪報、天堂地獄等更加精細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法則，使天命觀的信仰體系更加的豐富與完善，形成了以儒釋道三教為代表的、從入世法到出世法的世界上最完備的信仰體系和修煉體系。
二、西方文化的歷史觀
西方文化的歷史觀，在西方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就像它的世界觀一樣，到處存在著體系的漏洞和缺陷，充滿著矛盾和衝突。西方歷史觀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古希臘「前亞里士多德時期」，這個時期西方文化保留著一些上古修煉的痕跡，表現出生命科學體系的一些特徵，如泰勒士認為「萬物都充滿了神」，畢達哥拉斯認為靈魂是不朽的東西，並且在輪迴中可以轉變為別的生物，恩培多克勒據說行過神跡，蘇格拉底為見證神諭而獻身，而柏拉圖的宇宙生成論則是與猶太教的創世說可以相提並論的另一種西方神創論文化傳統。前亞里士多德階段的西方文化多認為宇宙是有人格的，是充滿正義的，是善的，是美的，萬物有靈，「美德即知識」，人類認識的第一個起點應該從認識善與行善開始……等等。這些認識在思維傾向上多具有東方「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思維特徵。在前亞里士多德階段，我們可以認為，西方歷史觀的主要表現是天命觀，這一點與中華文化類似。
但是西方文化在這個時期的這些有益探索，在後亞里士多德階段的西方哲學傳統中卻被基本否定了。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文化逐漸的將信仰和理性分離，信仰由宗教來探索，成為「無理性的宗教信仰」，並發展出「宗教神學體系」；理性則由世俗哲學來探索，其中交織著理性和經驗、唯心和唯物、有神論和無神論的不斷衝突。
而西方文化的歷史觀也在這裡開始分化，一部分進入了「宗教神學體系」中，繼續保留天命觀的信仰，成為「啟示真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進入「世俗哲學體系」（理性和信仰分離後的哲學體系），演化出更複雜的分支，直到近代出現了無神論的歷史觀，如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以及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可以將西方歷史觀從理性和信仰分離之後，一直到無神論出現之前的這段時期，稱為西方歷史觀的第二個階段，把無神論出現後的階段看作是第三個階段。
在第二個階段，西方歷史觀沿著三條線索發展演化（分化），第一條線索是宗教神學體系中的天命觀；第二條線索是世俗哲學體系中的有神論部分；第三條線索是世俗哲學體系中的無神論部分。
在第一條線索下，宗教神學曾經一直試圖把哲學的理性內容融合在自己的體系中，例如在中世紀，以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為代表的基督教神學家將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教義進行了最嚴格的邏輯結合，使基督教神學的歷史觀在那個時代曾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由於西方認知體系中信仰和理性在這個時候早已分家，所以神學和哲學在歷史觀上的這種生硬結合也只是形成一個大雜燴，並沒有達到用理性證實啟示真理的效果。
在第二條線索下，由於西方大多數哲學家都是有神論者，所以，在世俗哲學體系中，居主體地位的歷史觀依然是天命觀。但是在對天命觀的理性驗證上，由於理性和信仰的分離，一方面宗教神學無法把世俗哲學理性完善的融合進來（如前面所述），另一方面，這種世俗哲學理性也無法從自己的學術角度去證實信仰中的啟示真理，這導致無論是在宗教神學體系，還是在世俗哲學體系，都出現了很多的認知難題，這些認知體系的漏洞就被無神論者鑽了空子。尤其是在近代西方這種科學體系出現之後，宗教神學體系和世俗哲學的有神論部分與這部分科學體系沒有在認知體系中融合成一個邏輯互通的理性體系，使得它們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最終導致無神論成了氣候，並反過來衝擊著宗教神學體系和世俗哲學的有神論部分。
在西方歷史觀演化的第二個階段，從天命觀向無神論演化的過程中，起到過渡作用的理論體系，就是意大利人維柯1725年出版的著作《新科學》。維柯的《新科學》是一部歷史哲學著作，在這部被維柯稱為「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中，維柯通過研究各民族語言、習俗的演變，用一種「貌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方式解讀了歷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及其社會制度的發展過程。在這部著作中，維柯將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維柯認為，宗教是世界上各種政府最初的形式，但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實的宗教，其它宗教都是假的，所以，異教民族的宗教，起源於對雷電及自然力的恐懼（維柯說這是神的間接啟示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方法），異教民族的歷史是由野蠻原始向文明開化逐漸發展進化，而基督教的歷史是真神所傳的高級文明的發展史，而人類的歷史最終體現著天意的結果。
維柯的《新科學》是西方歷史哲學的轉折點，維柯對基督教民族的起源和異教民族的起源採用的不同解讀方式，實質上是一種二元的天命觀，是將天命觀和當時興起的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的產物，雖然維柯沒有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他的直接啟示和間接啟示的二元理論，對異教民族的歷史採用的類似於「進化論」的解讀方式，也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無神論理論體系）的出現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到了馬克思那裡，維柯歷史哲學中的直接啟示和間接啟示的天命觀元素被全部拿掉，而「神的時代」被認為是不存在的，只剩下英雄和人的歷史，然後，馬克思進一步將宗教解讀為「是人類對客觀世界歪曲的反映」，認為宗教起源於人類對雷電及自然力的恐懼。
維柯的歷史哲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這種過渡性質，在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得到了驗證。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拉布里阿拉在《唯物史觀論文集》裡推崇維柯是唯物史觀的先驅，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經濟決定論：馬克思的歷史方法》（1907年）一書裡詳細論證了維柯和摩爾根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而在蘇聯時代，蘇共甚至將維柯的理論看作是階級鬥爭理論的鼻祖。這一切都表明了《新科學》在方法論上所引發的無神論後果，這恐怕是維柯在貶低各民族、突出基督教信仰時所沒有意料到的。
西方歷史觀進入第三個階段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9世紀「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現，這樣一來，西方歷史觀就正式形成「宗教神學體系」、「世俗哲學有神論體系」和「世俗哲學無神論體系」三種形態，這三條線索各自獨立發展，一直持續到今天。
三、西方歷史觀複雜性表現的原因
綜觀中華歷史觀和西方歷史觀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的歷史觀一以貫之的堅守著天命觀，在中共沒有篡奪中華民國的政權之前，沒有以暴力方式大規模的摧毀中華文化之前，中華文化以天人關係出發，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的追求所形成的天命觀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一直保持著穩定的承傳，這與西方文化在歷史觀方面的複雜表現有著顯著的區別。
西方文化在歷史觀上的演化和分化，一方面源自西方文化在認知體系上自身的不足與漏洞，另一方面，也與社會生活的反向影響有關。人們的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由這二者形成的價值觀）可以指引人們的社會生活，形成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方式，但是，與此同時，社會生活方式反過來也在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這二者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
西方文化在社會生活領域是一種利益導向型文化，這與中華文化在社會生活領域的道德導向型文化是有著巨大區別的。在利益導向的文化體系下，世俗的利益追求必然與宗教神學體系的道德追求產生價值觀上的衝突。這二者的衝突在西方歷史中表現為兩個重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走偏了的宗教系統全面控制哲學理性和世俗生活，使西方歷史進入了所謂黑暗的中世紀，第二個階段則是文藝復興開始後，西方經歷的各種宗教、文化和社會改革，這些改革使西方文化逐漸擺脫中世紀走偏了的宗教控制，逐漸恢復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恢復了世俗哲學的理性傳統，恢復了世俗生活的正常利益追求。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改革又從一個極端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對世俗生活的追求中，人們逐漸失去信仰和道德的約束，並開始拋開宗教的理論，從世俗生活中尋求對歷史和宇宙的解讀，這樣就演變出生物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而中華文化在世俗生活領域是一種道德導向型文化，這與中華文化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是一脈相承的體系。這說明中華文化不但在認知體系方面理論完善、邏輯縝密，在社會生活領域也是倫理完備，體制合理，中國人在個人、家庭、國家、社會之間存在著內在一致的道德追求，這使得中國的人世界觀、歷史觀和社會生活完美的融合一體，共同構成起中華文化生機勃勃的生態系統。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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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